周睿鸣 主持人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
陈 迪 对话嘉宾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汪 汐 对话嘉宾 贵州广播电视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浙江大学第十期“卓越记者”驻校计划成员
周睿鸣：对新闻一线从业者和研究者来说，不知道时下的网络热梗，不会用一两个热梗点缀、“包装”自己的话，恐怕是“妥妥滴”“out”。网络热梗的普遍使用让社交变得有趣、好玩。主流媒体也时常在报道中夹带热梗。支持者认为这样做拉近用户距离、展示了“接地气”的形象，但另一种声音认为，一些网络热梗的奇特表达形式打破了现代汉语的传统规范，削弱了语言的创造性和丰富性，甚至蚕食了新闻人的语言规范和素养。
先请教汪汐：你如何理解“接地气”的做法？在你看来，主流媒体应当在面向大众的传播活动中扮演什么样的形象？
汪汐：提到主流媒体“接地气”，我想到不久前我们台做的奥运报道。在巴黎奥运会上，来自贵州毕节的射击运动员谢瑜荣获男子10米气手枪金牌，引发无数关注。在跟进这一报道时，我们的重点不是传统电视端口，而是将最经典的画面和片段剪辑在网端和短视频平台传播，制作了谢瑜小跑给记者拿水、带金牌给记者体验、想去梵净山等近40多条短视频，视频号和抖音播放量超过2亿，10余条内容登上抖音热榜。不少网友评论说，有趣的冠军谁不爱？
我想这就是主流媒体为什么一定要“接地气”的一个体现。今年3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第5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为10.92亿人，其中短视频用户规模为10.53亿人，占网民整体的96.4%。这一庞大的群体也正影响着媒体的议程设置，我们凭借PGC内容生产进入到短视频平台，可以更好地弘扬主旋律，发挥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
谈到主流媒体应当在面向大众的传播活动中扮演什么样的形象，不得不提贵州“村BA”的现象级传播。我们台和“村BA”是一对识于微时的老朋友。“村BA”和贵州台之间不仅仅是报道关系，而是一种彼此赋能、共同成长的伙伴关系。我们将单向传播转为双向深度互动，从开始的被动报道和记录，到主动策划和参与，我们跟“村BA”共同造星，打造出热点人物和话题，在里面挖掘出了持续引发关注的人物故事、场外故事。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自己创作内容，还分发内容，构建多级话语体系。我台《百姓关注》是唯一拥有“村BA”直播权限的新闻媒体，我们派出直播团队，对“村BA”半决赛和决赛进行了全程直播，生成直播信号向全网输出，联动全国50余家直播平台跟进直播。我们将超长直播提供给各大媒体，内容持续开放供给，让媒体同行在“村BA”传播中更具主动性，让我们提供的内容更具二次创作可能性。
从生产者到内容提供者，我们面向大众的传播形象一直在变化。在进行大众传播时，怎样更好传播，其实没有先例可循，只有结合实际、把握机遇，才能得到更多受众的认可。
周睿鸣：陈迪，你长期关注受众研究，你怎么看主流媒体“接地气”的尝试？
陈迪：实际上，“接地气”在中国新闻事业中是一种规范性要求。无论是中国政治语境中的“群众路线”，还是媒体作为“喉舌”需要遵循的“三贴近”原则，都指示了贴合广大民众生活这一行动方向。中国记协评奖办公室在《第二十七届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报告》中曾提到，“新闻要有广泛的受众，就要通俗易懂，主动运用群众语言、回归现实生活”。这种要求一直延续下来，已经是新闻从业者默认的常识。
如今，这种规范性要求在“接地气”的比喻中得到关注和讨论，其实展现的是新闻业危机话语。就在短短十来年前，主流媒体还是民众生活里最主要的信息渠道，很自然地与“地气”绑定在一起。我们通常是在这一前提下探讨新闻业的职业规范和社会功能。然而，近十年来，网络传播和自媒体产业的发展稀释了主流媒体曾凝聚甚至垄断的受众注意力，与此同时，信息传播的分众化趋势也愈演愈烈。于是，主流媒体与“地气”绑定的前提条件松动了，主流媒体开始面对受众注意力的竞争，行业专家和学者的关注点也更多地投入到媒体如何“接入”受众的问题上。这些回归前提条件的探讨显示了当前主流媒体在传播实践中的被动和不情愿的“转型”。
传播格局的变化是永久性的，我们不会回到过去。现在社交媒体在算法推荐机制下占据人们的碎片时间，自媒体的访问量也能够比肩主流媒体。这一现状或许为主流媒体反思自身运营提供了刺激，所以我们越发频繁地在主流媒体上发现“接地气”的新闻实践，例如今天我们谈的网络热梗。这些做法都符合当下新闻行业变化趋势。新闻行业需要维护公共利益，就不能停留在自说自话的宣教层面，必须找到与持续变化中的公众保持沟通的办法，这种可沟通性应是“接地气”的实质。我们首先应该对主流媒体“接地气”的努力报以赞许的态度，它们没有沉浸在过去的传播优势里，而是尝试应对传播环境的竞争需要。
具体说到网络热梗，它最鲜明的传播效果是营造了活泼的形象、娱乐的氛围，使文章贴近了新近甚至实时的网络讨论热点。借用一个新媒体运营的词汇，可以说使用网络热梗提升了文章的“网感”。“网感”这个词其实揭下了“接地气”的一副面具，因为它们所覆盖的受众面并不相同，“网感”最多只是“接地气”在数字生活中的一种翻译。
尽管中国互联网普及率已经很高，但是活跃网民的人群画像和整体公众的人口结构特征还是有很多差异，且频繁更新的网络热梗也更多地流传在“Z世代”的亚文化群体中。所以当主流媒体追求“网感”的时候，它们所接的“地气”不见得是内部异质的所谓“广泛的受众”，更可能是相对同质但也许数量较大的特定网民群体。当然，这一点需要获取大量媒体后台数据予以检验。但是从媒体的公共性原则出发，我们有理由进一步探究：主流媒体想象和预期的受众是否同质化、年轻化？媒体的受众想象和后台用户画像又如何影响“网感”文章的生产？网民不等于公众，网络热梗也不一定都具备公共意义，这些区别是媒体在扮演公共角色时需要持续分辨的。
周睿鸣：网络热梗的表达是否削弱了语言本身呢？
汪汐：我认为热词其实是热梗的一种体现，它是过去我们生活的高度浓缩，也是人们最关心事情的集中反映，它的表达不会削弱语言本身。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征，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表达，想要了解这个时代，我想，去看看年度热词就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2023年《咬文嚼字》十大流行语，贵州原创热词“村超”入选。单场最高上座人数超6万，全网浏览超480亿次，各项数据创下历史纪录。《咬文嚼字》认为，“村超”大放异彩，“村”字头的农村体育赛事蹿红，对推进全民健身、实现全面小康、振兴乡村经济，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网络热梗之所以能在网络世界走红，正是因为它是观照现实的一面镜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打捞社会心态的渠道，提供了一个捕捉社会变迁的窗口。对媒体来说，我们会根据各内容平台的属性，适当选用网络新词，这样不仅能滋养内容和丰富报道，去官腔、接地气，也能与读者达成一种心领神会的默契，提高传播效率，实现共鸣。
周睿鸣：换个说法，网络热梗会收敛语言的复杂性吗？我们的“词库”会整齐划一、逐渐贫瘠吗？
陈迪：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很开放，取决于我们关注网络热梗的哪些特征。网络热梗既有创造性、反规范的一面，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语言应用创新，是对语言的丰富化；但同时我们也会在网络热梗的推陈出新中发现公式化（如“XX刺客”）和圈层化（如各种“玩梗”）的迹象。
我个人认为，不必要担忧网络热梗对语言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首先，网络热梗不全然是突现的新现象，在前互联网时代，民间口头相传的流行语是与之对应的表达方式之一。再往前追溯，歇后语，也称作俏皮话，同样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创造出的一种语言形式，其中很多流传下来的句式都用到了谐音修辞——这不也是当下网络热梗的常见修辞手法吗（如“栓Q”）？因此，纵贯地看，特定语言形式的流行一直都在发生着，当下网络热梗的表达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变形和延续，我不认为它有什么特别之处足以构成语言发展的阻力或形成何种威胁。
再者，如果我们把网络热梗现象置放在（数字）技术-社会演变的进程里，会发现它只是数字技术赋权大众后，人类社会传播景象里一个小小的局部景观。人们在线上、线下的人际/群体交流以及人机交互中会展开不同的交谈方式；人们在BBS、博客、微博和微信中的语言应用也有风格差别；通过标点符号、文字、图片、表情包、语音、视频及其组合的方式可以传达无穷丰富的语言意涵……这些海量、多模态的数字实践都在应用、更新和创造着语言的内容与形式，网络热梗只是其中一种产物。如果人类语言确实处在某种本质的变迁之中，数字技术是更值得探讨的可能原因，网络热梗只是这种可能性之下的一个案例。
周睿鸣：那么面对当下的数字媒介生态，新闻人应当秉持什么样的语言使用规范？汪汐，你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
汪汐：今年是我从事记者职业的第十年。十年来，我一直在贵州广电工作，接受广电语言体系的训练。随着数字媒介生态时代的到来，我发现它与广电语言体系有很多相似之处。广电语言要求用词简洁、句子短小，语言表达尽量口语化、减少书面语，这些也都是互联网语言的特点。互联网语言追求简洁明了的表达方式，会用简短的词语和句子来表达意思，这种特点使得信息传递更加迅速和高效。除了即时性，互联网传播非常具有互动性，网民在交流时追求同步互动，这要求语言尽量使用自然的口语而非书面语。
因此，面对当下的数字媒介生态，我依然会选择使用广电语言规范，客观、清晰、简洁地向受众传递信息，同时，我们也会适度选择网络用语加以使用。主流媒体担负着“引导社会、影响舆论、弘扬正气、凝聚人心”等重要使命，我们会正视、甄别、用好网络语言，增强主流媒体与受众之间的互动性，提高受众的参与度，从而达成良好的传播效果。
周睿鸣：陈迪，在你看来，在网络热梗大为流行的今天，新闻人在“接地气”的同时应当秉持什么样的语言实践规范？
陈迪：我想先挑剔一下用词——“规范”，尽管它可以是约定俗成的，但往往我们会期待一项规范能够以明文书写并且具备（也许是自上而下的）执行力。新闻人已然处于许多结构制约之中，因而我觉得要谨慎考量是否需要为他们增添一项新的语言使用“规范”。因而在这个话题上我觉得谈论“素养”会更为合适。相应地，我们也必须面对素养难以框架化、条目化的现实。
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将问题转化为新闻人应该如何挑选和运用网络热梗。关联先前谈到的媒体公共性，那么，新闻人既然立志于维护这种公共性，就需要斟酌：哪些网络热梗是具备公共意义的？热梗适合出现在哪些类型的稿件中？融合热梗的稿件所期望促进沟通的受众群体是哪些人？但举例的这些问题既涉及公共价值的判断，也涉及具体的写作决策，难以建构明文指导的解决框架，我也只能纸上谈兵地认为这些对公共性和受众/读者想象的省思也许有助于新闻人更为审慎地进行公共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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