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愿不愿意，我们都必须承认，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自古至今，始终充满了阴谋论。比如前几天章泽天出席伦敦清华校友艺术展，其随身佩戴的胸针，就在中文互联网上引发了一场莫名其妙的抨击。某些“大聪明”自以为发现了什么了不得的秘密，或宣称“这标志，咋感觉有点眼熟呢？——是不是传说中‘共济会’的标志？”或宣称“不对，这应是更神秘的‘光明会’标志！”
按社会学家格策尔（Goertzel）的定义，“阴谋论是对重要事件的阐释，涉及秘密阴谋和邪恶团体”，其提供的逻辑简单粗暴，结论易于理解。对那些缺乏能力、或没有机会深度洞悉事件本来面目之人而言，阴谋论总是面目可亲，不但可以让他们重新觉得世界运作仍在自己的理解范围之内，还会滋生智力上的满足感与优越感。所以，只要我们仍试图理解这个复杂的世界，便不可避免会接触到阴谋论。“共济会在幕后操纵世界”、“罗斯柴尔德家族操纵世界”、“美国登月是政府的惊天骗局”、“罗斯福故意放任日本偷袭珍珠港”等，便是同时流行于欧美与中国的阴谋论典型。
对事物的准确认知来源于两点。一是掌握充分的信息，二是拥有正确的逻辑思维能力。前者是原材料，后者是处理原材料的合格工具。如果一个人无力获取充分信息，或者不被允许充分获取信息，甚至只能获取各种被污染了的信息，便很容易掉进阴谋论的陷阱。同样，如果一个人缺乏基本的逻辑常识，比如常将事件的前后关系误判为因果关系，比如意识不到幸存者偏差的存在，也很容易掉进阴谋论的陷阱。可以说，几乎所有阴谋论的信奉者都存在上述缺失——或缺失一点，或两点皆缺。
试举几例略作分析。
“共济会在幕后操纵世界”是个极古老的阴谋论。共济会真实存在，其源头可以追溯到欧洲14世纪的秘密石匠行会。石匠秘密结社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工资、维护自身权益。这个组织后来渐渐褪去石匠色彩，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演变为以“博爱、真实、救济”为原则的民间公益组织。因为有许多名流加入其中成为会员，且保留了石匠行会时期的手势、暗语，共济会天然具有一定的神秘色彩。于是，在18世纪晚期，“共济会秘密操纵世界”的谣言应运而生——1797年，苏格兰人John Robiso公开宣称美国独立战争与法国大革命的背后有共济会操纵。1799年，美国神父Jedidiah Morse宣称“共济会已经与美国体制结构彻底捆绑在一起了，他们并不准备推翻政府，因为他们就是政府”。不过，中国人知晓并广泛传播该谣言是很晚的事情，标志性事件是2000年前后《达·芬奇密码》（丹·布朗著）、《统治世界》（何新）、《货币战争》（宋鸿兵编）等书籍的出版与畅销。
其实，经过两百余年的澄清，共济会操纵世界的种种说法早已被史料证伪。共济会的历史档案如今已几乎全部公开。在英国的共济会总会图书馆可以很方便地查阅总会和地方会所的会议备忘录、会所名录、会员名单、会员注册信息等档案，也可以轻松获取年历、古代训诫等文献。哈佛大学、牛津大学皆已将各自所藏共济会档案做了数字化处理，发布在公共图书系统供民众免费阅读。任何一个当代人，只要愿意主动去获取这些信息并对之做出客观解读，便很难再被这个早已过时的阴谋论欺骗。同样，任何一个当代人，只要愿意去了解共济会（早已不是什么秘密组织），便会发现其本质乃是一个非常松散的联合体，总部无法控制命令分会，分会也无法强制会员采取统一行动，根本不具备“控制世界”的特性与能力。
“罗斯柴尔德家族操纵世界”之说也是早已过时的阴谋论。该阴谋论宣称以罗斯柴尔德家族为首的“国际银行家”坐拥巨额财富，自拿破仑时代以来操纵世界200多年，为了维持对世界的掌控力，不惜策划两次世界大战，多次制造经济危机。这些谣言发端于19世纪后期，代表性事件是1886年出版的《法国的犹太人》（法语：La France Juive），该书将罗斯柴尔德家族描绘成了法国经济的幕后控制者，将法国的诸多社会问题归结为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存在。不过，该谣言真正广泛传播开来，须“归功”于希特勒与纳粹党。为了煽动反犹浪潮，希特勒自1920年代初便多次或撰文或演讲，指控罗斯柴尔德家族是德国“亲社会主义运动”的幕后黑手。纳粹还通过歌剧、展览、电影等，不断向德国人灌输罗斯柴尔德家族意图控制欧洲金融、商业的“阴谋”。反犹电影《顽固的犹太人》中，纳粹宣称欧洲与美国已被犹太银行家控制，这伙“恶势力”的代表就是操纵着美联储的罗斯柴尔德家族。
与“共济会操纵世界”不同，“罗斯柴尔德家族操纵世界”这桩阴谋论与政治权力的推波助澜密切相关。纳粹政权截断了德国民众自由获取信息的途径，任何为犹太银行家辩护的文字皆不被允许刊发；纳粹政权也污染了德国民众的思维逻辑，任何试图重新梳理逻辑链条的客观研究皆不被允许传播。好在，随着纳粹政权的崩溃，德国民众重新获得了自由获取信息的权力，也重新获得了遵循逻辑常识独立思考的机会，“罗斯柴尔德家族操纵世界”之说遂渐渐落幕，相信者日益稀少。
“罗斯福放任日本偷袭珍珠港”这则阴谋论颇有些不同。它的出现和广泛流传，主要源自一般民众对情报工作的无知。
该阴谋论认为罗斯福事先已掌握了日本要偷袭珍珠港的情报，他故意选择按兵不动，是因为美国当时的反战力量很强大。罗斯福希望以珍珠港为代价，换取民意支持美国政府对日开战。这个说法看起来有史实支撑（美国政府确实截获过与珍珠港相关的情报，珍珠港事变之前美国民众的反战情绪也确实很强），逻辑上似乎也很通畅。唯一的问题，是相信该阴谋论者对情报部门的运作缺乏最基本的了解——整个1941年，美国各路情报机构确实不断获得与珍珠港相关的信息，但要注意的是，情报机构同时也在不断获得非珍珠港方面的信息，且这些信息的体量远远多于与珍珠港相关的信息。这些海量信息杂糅在一起，要从这海量的情报资料中，将与珍珠港袭击相关那并不算多的讯息识别出来，并认识到它们的重要性，是一件极其不容易的事情。阴谋论者便是在这个地方犯下了致命的错误，他们不了解情报工作，不知道相比获取情报，更难的事情是分析情报。
美国情报专家罗伯塔·沃尔斯泰特（Roberta Wohlstetter）1962年出版了《珍珠港：警告与决策》一书，极清晰地解释了罗斯福政府为何没能准确判断日军要袭击珍珠港：“事后看迹象总是清楚的。……我们现在能看出它当时预示着什么样的灾难，因为灾难已经发生，但在事发之前迹象总是模糊不清，有各种互相矛盾的理解……总之，我们未能预见到珍珠港事件，不是因为缺乏有关资料，而是因为无关资料太多了。”
深入了解情报工作的复杂性有知识门槛，需要付出学习成本。阴谋论的受众恰恰大多不愿意付出这样的成本，更乐于用自己极有限的知识去快捷解释复杂现象。专业知识被拒之门外的同时，“原来如此”式的廉价智商优越感爆棚，“罗斯福放任日本偷袭珍珠港”这类阴谋论，遂在二战结束后大行其道。
类似的阴谋论也出现在“9·11事件”发生之后。许多民众坚信美国政府早已获悉恐怖分子的行动计划，却故意放任袭击发生，目的是扭转民意以便全力打击本·拉登的基地组织。2008年，法国索福瑞民调公司发布了一份关于“美国人自己策划了9·11事件”这一阴谋论的调查报告。报告显示，在15-24岁的受调查者中，相信者占20%。25-34岁的受调查者中，相信者占13%。35-49岁的受调查者中，相信者占10%；50-64岁的受调查者中，相信者占9%，65岁以上者，相信者只占8%。显而易见：年龄越小，经验与知识越匮乏，对现实世界的认知往往也越肤浅，便越容易相信阴谋论。换言之，只要事情的真实面貌超出了某些人的理解能力，阴谋论便永远有它的市场，人类永远不可能彻底消灭阴谋论。
好在，只要获取信息的途径通畅，未被阻断也未被污染；只要处理信息的逻辑常识没有缺位，真相便会随着信息的披露越来越充分而越来越清晰，阴谋论的生存空间也会逐渐退缩。这方面有个很典型的案例：1969年美国宇航员登月后，经典阴谋论——“登月是政府骗局，所有画面皆拍摄自地球上的摄影棚”——随即出现，《我们从未去过月球：美国300亿美元骗局》（Bill Kaysin著）之类的著作热销一时。盖洛普公司1976年的民调显示，有28%的美国人认为登月是骗局，是政府为了冷战宣传而自导自演。但阴谋论终究敌不过充分的信息披露与自由讨论。1999年，盖洛普公司再次就同样的问题展开民调，结果显示已只有约6%的受访者认为登月是骗局。由此可见，阴谋论虽不可能被彻底消灭，但自由的信息市场可以将其危害降至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