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阮玲玉这位电影界的明星因其才华和美貌而名声大噪。她的一生充满戏剧性，从贫穷的童年到成为炙手可热的电影女星，再到复杂的情感纠葛引发的悲剧结局。她的故事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女性的苛刻期待与现实的严酷挑战。但究竟是什么使她走向了无法回头的道路？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阮玲玉原名玉英，昵称凤根，1910年6月3日诞生于上海，她的家庭背景简朴且贫困。她的家是一个典型的破败之所，窗户无法挡风，屋顶常年渗雨，生活条件极为艰苦。
她的父亲早逝，因肺痨去世时她还很小，遗留下年幼的玉英和她的母亲相依为命，生活陷入了更加绝望的境地。面对严峻的生活现实，她的母亲不得不带着她进入张家，一个较有影响的大户人家，担任佣人以维持生计。
尽管生活艰难，阮玉英的母亲仍然注重女儿的教育。她坚信教育能改变女儿的命运，于是在玉英八岁时，不顾一切地将她送入了当地的私塾接受基础教育。一年后，她通过与张老爷的交涉，得到了半价学费的机会，让玉英得以进入上海崇德女校深造。
为了让女儿在新环境中更好地融入，阮母在开学前夕将玉英的名字改为阮玉英，并嘱咐她隐藏母亲是一名家庭佣人的事实。生活在他人屋檐下，她还特别强调玉英在校内外都必须保持低调，言行谨慎。
这种压抑的成长环境塑造了玉英内向、沉默、忍耐的性格，这些性格特征在她以后的人生道路上逐渐显现出其双刃剑的本质。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玉英在母亲的无微不至的支持下，专心致志地投入到学业中。她渐渐长成了一位既有学识又美丽的女性，受到女校的良好教育，她已经具备了大家闺秀的风范。
如果玉英能够顺利完成学业，选择一份体面的工作，找到一个好人家，或许她的人生轨迹会完全不同，也许就没有后来的“阮玲玉”这一角色的诞生。随着时间的推移，阮玲玉逐渐长成了一个美貌与气质兼备的少女。她的美丽吸引了许多人的目光，其中最为热烈的追求者便是张家四少爷张达民。
张达民对她一见倾心，开始展开热烈的追求，出身卑微的阮玲玉对这个富家少爷的关注十分抵触。她清楚两人身份悬殊，不愿与张家有过多瓜葛，内心也因为自己的出身而感到自卑。
随着岁月的流逝，阮玲玉由一个有魅力的少女逐渐成长为一位惊为天人的美女，她的气质与容貌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尤其是张家的四少爷张达民。张达民对她一见钟情，不遗余力地展开追求，阮玲玉却因为自身出身的自卑感而对这份来自富家少爷的关注感到抵触，她本能地想要避免与富家子弟的深入交往。
如果不是因为之后发生的一连串变故，阮玲玉可能还能避免与张家少爷的纠缠。张达民的母亲首先注意到儿子行为上的改变，作为一位重视门当户对的家长，她绝不能接受儿子与一个仆人之女相恋。她果断采取行动，以阮母偷窃珠宝为由将其解雇。
这一打击导致阮玲玉家失去了重要的经济支柱，阮玲玉在学校的真实背景也随之暴露，使她的学业生涯戛然而止。在现实生活的重压与张达民持续不断的爱意之间，年轻的阮玲玉感到彷徨和无助。她在情感上误将张达民的热情追求视为深情厚意，最终在错综复杂的情感驱动下，带着母亲搬进了张达民安排的住所——鸿庆坊，开始了与他的同居生活。
起初张达民对于这种新鲜的同居生活感到兴奋，他对阮玲玉及其母亲的照顾也颇为周到。这段时间的相处让阮玲玉误以为自己找到了人生的依靠，她开始憧憬着与张达民的婚姻，希望成为合法的张太太，过上稳定而幸福的生活。在这段关系的早期，阮玲玉满怀希望，期待着通过婚姻获得社会的认可和情感的安定，而她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很快就会被残酷的现实打破。
1926年，阮玲玉的目光被一则新闻报纸上的电影招聘广告吸引，那是上海明星公司为《挂名夫妻》一片寻找女主角的消息。带着一腔热情和一些不确定，她为自己取了艺名“阮玲玉”，踏入了电影公司，希望能够在影视行业找到一席之地。
阮玲玉没有想到，她的面试竟然意外顺利，她被立即录用了。事实上她若留心观察面试室中工作人员的反应，就能早些知道自己的表现已让他们印象深刻。当她走进试镜室的那一刻，所有在场的工作人员都为她的气质所吸引。电影的导演对周围的人评价道：“看看她，她的眼神中似乎蕴含着无尽的悲伤，极富感染力，她天生就是悲剧角色的完美扮演者。
阮玲玉的表演深受她个人经历的影响，她的生活可以用“跌宕起伏”来形容，而这也为她的表演增添了一份真实感。她珍视这次机遇，全力以赴投入到了拍摄中。在拍摄过程中，她展现了出色的演技，还以其敬业精神给导演和剧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导演对她的才华给予了高度评价，并愿意亲自指导她，阮玲玉也怀着学习的心态，接受每一个指导。这部电影最终拍摄成功，首映后赢得了观众的广泛赞誉。阮玲玉的电影事业就此起步，她迅速成为电影圈的明星，她私生活中的困境却与日俱增。张达民的行为越来越让人无法忍受，他沉迷赌博，挥霍无度，并在情感上对阮玲玉冷漠，甚至对她及其母亲施加暴力。
尽管阮玲玉已能够在经济上独立，并有能力结束这段关系，但她对曾经的温情难以割舍，仍试图通过更多的付出和忍耐来希望张达民能改过自新。
随后她又主演了多部影片，如《北京杨贵妃》、《血泪碑》、《洛阳桥》和《白云塔》，她的表演赢得了公众的认可和喜爱。
但张达民的行为却越发不可收拾，他将家族留给他的财产挥霍一空，还负债累累。他频繁向阮玲玉索取金钱，到电影公司制造麻烦，侮辱并威胁她，甚至捏造她的绯闻故事，试图通过媒体施压。
就在她的职业生涯如日中天之时，张达明突然提出结婚。阮玲玉误以为这是张达明的真心，欣喜若狂，当她带着张达明回家参加其父亲的丧礼时，张达明的母亲当众侮辱阮玲玉，指责她为了钱而接近张达明，而事实上张达明一直在用阮玲玉的钱维持生活。
这一连串的打击让阮玲玉终于意识到，张达明对她的所谓爱只是一场利用。她决定与他断绝来往，逐渐走向独立，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继续在演艺道路上前行。
1933年春，张达民从外地归来上海，得悉阮玲玉与唐季珊的同居情事后，羞愤难当，发誓要让这对男女付出代价。阮玲玉被前夫张达民控告与唐季珊有不正当关系，并指控她破坏家庭美德，非法侵占他的资产。
唐季珊面对此类指控岂能坐视不理，他反击张达民，称对方诬陷勒索。这场混乱的法律纠纷不断升级，转变成一场社会热议的大戏。两男一女之间的纠葛成了街谈巷议的焦点。
阮玲玉在公众面前屡遭侮辱，被贴上种种标签，如通奸、花心、私生活混乱等。这样的指控让本就珍视名誉的她备受打击，心灵和身体都遭到极大的折磨，她渴望唐季珊能在她身边，保护她的名声。
唐季珊的态度逐渐转变，他开始责怪阮玲玉给他带来麻烦，声称最初是她死缠烂打追求他，现在却要变卦。他对阮玲玉越来越苛刻，除了必要的工作之外，禁止她外出参加任何社交活动。如果阮玲玉违抗他的命令私自外出，他甚至会将她锁在门外。
有一次阮玲玉被锁在门外整夜，她的哭泣和哀求声响彻夜空，直到凌晨唐季珊才不情愿地开门。在遭遇种种非议和压力后，她对朋友流露出自己的无奈：“张达民视我为摇钱树，唐季珊则将我当作他的专属，他们都不理解真正的爱情。
阮玲玉渴望有人能真心疼爱她，成为她生命的支柱，却未曾意识到她也能自立自强。她面对的男性，只爱她的外表和名气，而非她的内心世界。未曾被真正爱过的她，也就难以理解何为真爱。
这两段不尊重、不体面的关系，将她拖入舆论的泥潭，声誉尽失。上海的大街小巷充斥着她的绯闻，她几乎寸步难行。在种种痛苦和挣扎后，阮玲玉决定通过法律手段寻求公正和尊严，她如同一只受惊的小鸟，对自身产生了强烈的自厌情绪。
即便在法庭上，她还不断询问与她合作过的同事：“你认为我是好人吗？”得到肯定回答时，她的心情才稍感慰藉，仍抱有一线希望能洗清污名，重塑清白之身。
在那个年代，根深蒂固的封建礼教之下，她如何能在舆论战中挣扎求生？但最终，尽管拼尽全力，她似乎永远无法走出困境。1935年3月7日，阮玲玉表面泰然自若地完成了《国风》几场重要戏份。当晚，她出席了公司总经理黎民伟的晚宴，与在场宾客频繁举杯，展现出难得的轻松与活泼。晚宴结束时，她还特意与每位客人深情拥抱，作别。
晚上深夜，她和伴侣唐季珊回到位于沁园村的住所。沿途二人的争吵不断，情绪高涨。家中她静静走向书桌，笔下生风地写下了两封情感深重的遗书。随后她从抽屉中取出早已准备好的安眠药，短短几秒内便吞下了30片。
在药效逐渐发作的瞬间，她踉跄地走向床边，唤醒了沉睡中的唐季珊，带着泪眼婆娑，她问出了心底的疑惑：“你真的爱我吗？”唐季珊见她泪流满面，急忙坐起，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连忙将她送往医院。然而即便是最紧急的救治也未能阻止悲剧的发生。
阮玲玉的一生似乎注定要由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编织而成。她的朋友们至今仍不解，为何她偏要选择和已婚的唐季珊纠缠不清。作为旁观者的我，对她的选择或许有更深的理解。
从她6岁失去父亲起，阮玲玉便与母亲相依为命，一路走来充满艰辛。童年的缺失在她成年后变成了对爱的渴求。虽然事业有成，内心的阮玲玉却仍停留在渴望父爱的那个小女孩。而唐季珊这位情场的老手，准确捕捉到了她的这种需求。
在阮玲玉最为脆弱的时刻，唐季珊以一副知心大哥的姿态出现，给了她前所未有的关注和温暖。这样的关照，对未曾真正经历过情爱挑战的阮玲玉而言，是难以抗拒的诱惑。
她投入情感尽管意识到唐季珊可能并非终身伴侣的最佳人选，但依旧情愿为那微不足道的希望付出所有，哪怕是冒险一搏。遗憾的是命运并未眷顾她的勇敢。唐季珊最终未能承载起她对爱的全部期待，而她的生命，也在一次次的赌注中逐渐消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