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阵子，脱口秀演员小鹿去做美甲，听见两个年轻女店员聊天，其中一个讲，“指甲是女人的第二张脸”。另一个又讲，“我最近又听到说法，说女人除了第一张脸，哪里都是第二张脸。”

这个说法就出自小鹿以前在舞台上讲过的段子。但她没吭声，也没被认出来。

对脱口秀演员而言，他们的声音与文本可能要先于人本身被记住和认出。偶尔有人在公众场所认出小鹿，但不多，“主要我太素了”。平时的小鹿不化妆，穿得休闲，有几次，她的声音先被认出来，而后才对上号，“这是小鹿，说脱口秀那个”。

9月，沉寂近一年的脱口秀重出江湖。单口喜剧竞演节目《喜剧之王单口季》里，小鹿穿一身白色婚纱上台，“穿着它嫁人，也穿着它骂人”。她讲了两个与自己的婚礼有关的段子，她“搞七搞八”，她的澳大利亚丈夫却“搞不清楚状况”。

《喜剧之王单口季》截图

笑声雷动中，小鹿也笑了。婚礼是在今年夏天举行的，但这段感情迄今为止已经持续了七年，她的本意并不是真的要抱怨婚姻。她告诉南风窗。

我在北京初秋的一个雨天见到小鹿，临近中午，原先约定的咖啡厅开始有点吵闹。本想更换一家，小鹿抵达后，见我已经点好一杯咖啡，觉得“不能浪费”，于是拜托店员拿了两个蒲垫到店外临街的窗台前。我们面朝漉湿的落叶和周一清晨寥落的行人坐下，其间有两个女孩子路过我们，放缓脚步往小鹿的方向看了几眼，又互相攘着笑着又走开了。她们认出了小鹿。

小鹿出生于1991年的云南，在成为一名脱口秀演员之前，她做了七年的法学生。毕业后，小鹿来到北京，开始接触线下脱口秀。直到2020年的《奇葩说第七季》，她以辩论选手的身份被更多人所知。

小鹿在奇葩说现场

脱口秀演员往往从切身经历里挖掘素材，现实里再微小的磕碰都可能在喜剧里撞出火花。小鹿讲关于化妆和年龄焦虑，讲妇科检查时的荒唐和羞耻感，讲现代人的电话恐惧症……笑声是对痛苦的软化处理，小鹿说：“不是所有负面情绪都能写成段子，但是段子几乎都来自于负面情绪”。

喜剧是一种很有包裹性的创作。真实生活中的尴尬、愤怒和困顿，都可以被包裹进一个轻质的、幽默的外壳里。而好的脱口秀演员，往往擅长将日常精确化和陌生化，与受众达成一种连结，与世界构成一种良性的对抗。

在我们熟悉的脱口秀演员里，小鹿是看上去相对冷静的存在。可与她聊天，一下子能感受到她浑身散发的那股稳定的精气神。是如今流行的“松弛”也好，是大浪淘去后被阳光拂出的生命力也好，小鹿好笑，但更重要的是，她能给人带去真正的快乐与思考。

去见小鹿的路上，我在雨后的胡同里偶遇了她的丈夫托马斯——前阵子那两段关于婚礼的脱口秀的主人公。他穿着休闲的球服在遛狗，我认出了那只黑色的泰迪，前一天小鹿发的微博里就出现了它。

三个月前，小鹿举办了两场婚礼。北京一场，老家云南一场。婚礼是她全程自己操办的，从试婚纱、婚鞋，准备伴手礼、邀请函……前前后后忙了差不多一年，随着婚期将至，小鹿忽然发现，大部分事情都是她自己搞定的。老家云南那场婚礼，混乱和文化碰撞被端到了台面上。

小鹿的澳大利亚婆婆与家人正襟危坐，云南老乡却忙着将饭菜打包。小鹿的爸爸原本还想让她在婚礼上表演5分钟脱口秀，“幸好没答应，不然婚都结不完”。

小鹿站在台上，铿锵地说，“我的婚姻可以失败，但我的婚礼不行”。

真是如此吗？不，恰好相反。

“虽然听起来好像我在表达不爽，但我们的底层是相爱，因为相爱才会走进婚姻。”

在举办婚礼之前，小鹿和丈夫谈了整整七年恋爱，“如果我要结婚，结婚对象只可能是他”。

小鹿的婚礼

托马斯是个很容易感到快乐和幸福的“普通上班族”，对中国社会的文化和习俗了解有限，在筹备过程中，小鹿感到自己操心和负担更多，结婚前夜，她崩溃了。烦躁之下，她拒绝与托马斯沟通。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托马斯发了一整晚的消息。小鹿回复一句，那边又即刻弹来回复，“这说明他一晚上没睡。”

那天早上，两人重新敞开心扉聊了很久，化妆前竟然还一起哭了一小时。前一晚，托马斯和伴郎团吵了起来。伴郎也都是外国人，“有的喝醉了，有的翻译错了词……他（托马斯）就像是拿着个狼牙棒在打狼一样，他也exhausted（筋疲力竭）了”。

小鹿知道，“他尽力了”。丈夫再尽力，也只能做到这么多。婚礼让她心力憔悴，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她对自己的高要求和标准，她是一个容易“紧绷”的人。

在这段持续了七年多的爱情里，小鹿感受到明确的幸福，虽然也感受过明确的情绪，但它们是构成幸福真实性的必要元素。婚礼的“混乱”也是其中一部分。她接受它，面对它，然后调侃它，“但这是一种安全的感觉”。

小鹿和丈夫托马斯

其实负面情绪永远是喜剧创作的情感基底。“我觉得婚礼所包含的一些所谓悲剧性的地方，恰恰就是喜剧可以容忍的悲剧性”。就像小鹿小时候喜欢看的星爷的电影，长大后再看，她会看哭，笑着笑着，“一下子眼泪就下来了”。这是喜剧的本质一种。

婚礼是在今年“六一”儿童节举行的，“因为我觉得我俩都像两个小孩子走进婚姻”。亲密关系对小鹿而言具有吸引力的一面是：“你在外面需要做一个披荆斩棘的大人，但回到家里，两个人都会做回自己最初的样子，无知、可爱的样子。”

婚礼结束后，6月6日，小鹿就离开老家云南，坐上了去上海的飞机。在飞机上，她开始动笔写段子，直到6月20号左右定稿，几乎每天都要润色修改一次。

最难的是开头，“永远是开头”。要如何在一上场的时候迅速让观众接受你讲的东西？台上5分钟，小鹿一般会先写15分钟的文本，然后开始砍，最后从3000字左右浓缩到要求的1000字。逗号、句号、问号等细节几乎都会经历反复修改。

有时候，小鹿一整天一个字也不写，遛遛狗，看看书，与朋友见面。但有时灵感上来了，她可以从早上十点一口气写到晚上七点去开放麦（一种非正式的线下小规模脱口秀场所），中间常常忘记吃饭。

小鹿在后台准备时认真打磨文本

在好朋友潘越眼里，小鹿是那种“没什么能阻挡她去开放麦”的人。她们常常聚会喝下午茶、聊天，可能聊着聊着，小鹿就忽然掏出电脑或手机，开始记录或修改段子。

有时大家出门在外一整天，每个人都已经很疲惫了，潘越觉得是那种“我今晚已经废了”的程度，这时却看到小鹿开始默念段子。她还打算去晚上的开放麦。

“我人都傻了，因为我明显感觉到她已经疲惫得不行。”更让潘越震惊的是，小鹿有时不止参加一场，她会赶场。“没有人逼她，上开放麦也没有钱，没有任何人给她规定‘KPI’。但她要逼自己，然后就骑着电动车跑来跑去。”

直到今天，脱口秀演出很多也都还在北京胡同里的小场地。小鹿就在胡同里租了个房子，常常骑着电动车在夜晚的胡同里窜来窜去，有时一个晚上能有四五场，她就在冬夜的寒风里呼哧地奔驰，去寻找那些属于她的笑声和掌声。

小鹿不是刻板印象里擅长抖梗的北方人，她出生在中国最西南的省份云南。家里还有个哥哥。但哥哥是个淘小孩儿，不擅长学习，于是，小鹿“是被当做小号来练的”。

虽然自认为不是“学霸”，但在读书这件事上，小鹿的确从小特别努力。她是那种毫无意外的乖乖女，能回想起来比较明显的“叛逆期”，最早要到大学。大一大二的时候，她觉得读书枯燥，一时兴起，想辞职去校门口摆摊卖酱香饼。后来因为“创业伙伴”都回归学习主业，遂作罢。

在法学系的七年学生生涯内，小鹿的主要生活由读书和考试构成。每天将自己浸泡在论文和专业书籍里，心情郁闷。她想找点乐子，于是打开了美国的脱口秀节目《艾伦秀》，自此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让小鹿感到心驰神往的是，“怎么能靠语言就能这么让人笑？”两个人坐着对话，一句话就能让对方发笑，她觉得这是一件很厉害的能力，这会很像“点穴”，“一点，对方就笑了”。

“能让人快乐”这件事本身能让小鹿快乐。很长一段时间内，她在努力变成一个更好笑的人。

第一次明确感受到要说脱口秀的热情是在2014年，刚交完学校里研究生毕业论文的提纲，小鹿就坐了40多个小时绿皮火车，从重庆来到北京，上了一门写段子的课。

毕业后，小鹿直奔北京，先找了份律师工作，业余时间去学和练脱口秀。那时候，北京的脱口秀还比较少，白天，在写字楼里上班，下班后坐一个半小时地铁，从东六环坐到二环，去俱乐部里讲上5分钟脱口秀。

小鹿喜欢这种有反差感的生活，它让人感到丰富。就像她儿时看过的一部电视剧《律政佳人》里，几位女主人公白天西装革履地出入法庭、律所，晚上下班后就去做驻唱歌手。

那部剧是小鹿当初选择法学专业的唯二之一原因，另一个直接原因是她曾在初中时被一个老太太讹过一辆自行车，那让小鹿觉得，“得懂法”。

虽然本职是法律，但她最怕沉闷、死板的工作状态，受不了“特别严肃的场景”。早期参加工作的时候，她会在一些正经的会议上发笑，会注意到正襟危坐的人群里有一个人在玩他的保温杯。置身严肃场合，小鹿总是不自主留意那些轻松、搞怪的细节，思绪先一步飞散到了不知处的地方去。

喜欢搞怪的小鹿

不过，七年的法学背景对喜剧创作当然是有益的。“喜剧的表现形式可能是随性的，但其背后的创作一定是缜密的”。但在逻辑性之上，喜剧效果的达成又需要一些“反逻辑”。

所谓“反逻辑”，用小鹿的说法，既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也是从现实角度可以理解的荒谬性和讽刺性，“这个事它听起来还是有点可能性，但它又完全超出了你的预期”。

2020年开播的说话达人秀节目《奇葩说第七季》里，小鹿作为新人参加。她在论述辩题“是否该抓住年少成名的机会”时提到自己：“我作为一个地下脱口秀演员，从地下跑到线上，只有一个小愿望：让中国人民笑起来。”

在这句话之前，其实小鹿已经在北京说了整整七年的脱口秀。

2017年，小鹿和“石老板”石介甫、周奇墨与刘旸教主一起在北京创立了“单立人喜剧”，开始到处跑开放麦，说单口喜剧。

那时候，脱口秀尚未大面积出现在主流生态里，它只在大城市的小酒馆等地悄悄发育，简陋的舞台，逼仄的观众席，站在台上，与观众之间的距离非常近，稍稍附身就能嗅到对方的气息。

彼时的小鹿还留着一头长发，喜欢穿西装，拿着话筒，看起来有些严肃和太过正经。如今回想起来，那些年说的一些段子也比较表面。比如她讲过一个关于中医的，大意是，“我说我这条命就是中医救的，因为我小的时候掉到了我们家门前的河里，差点淹死了，是隔壁老中医把我救起来的”。

留着长发的小鹿

“我觉得太蠢了这个，然后因为觉得蠢而自己忍不住发笑。”

短剧演员潘越在2016年认识小鹿的时候，蛮以为这个看上去蛮“精英”的女性“是不可能放弃她的本职工作（来说脱口秀）的”。

后来小鹿真的放弃了法律工作，全心投入喜剧。潘越也和小鹿渐渐成了好朋友。潘越渐渐发现，那个“看上去严肃”的小鹿也许不是真正的小鹿，在喜剧里，小鹿非常“逗”。她们还一块儿演过“Sketch”（一种新喜剧形式），“她（小鹿）就是完全放飞自我，什么东西傻，什么东西蠢，她就演什么”。

在小鹿身上，潘越第一次发现，“好笑这种事是可以通过努力去做成的”。潘越自己也演喜剧，但她之前更多相信偶得和发挥。有时候小鹿拿自己写完的段子给她看，潘越一看，“已经够搞笑了”，潘越实在想不到还有什么修改余地，但小鹿还得改，等改完再拿给潘越看，“居然还真能改，而且越改越搞笑”。

图源：《向上吧！青春》

比小鹿年小三岁的潘越觉得小鹿强大又柔软。2021年9月，潘越和小鹿还有几位朋友在一年一度喜剧大赛里失败了，“眼泪还没干”，小鹿就大喊一声：“我带你们去大理！”潘越觉得自己还没从悲伤中走出来，人已经到大理了。

小鹿告诉潘越，“钱的事你不用管”，但回去后潘越要给她钱，小鹿却坚持不要。

刚开始说脱口秀的那几年，小鹿感受到的是女性在这个市场的不容易——“一个搞笑的女人”本身并不好笑，甚至有点让人排斥。在小鹿小时候，女孩子不会被鼓励好笑和大笑，但小男孩会搞怪。

多年前的一场线下开放麦现场，小鹿笑着对台下观众发问：“男生的幽默是很性感的，对吧？很容易把观众变成女朋友。但一个女生的幽默可能是消解性感的，看完我的演出只有一个想法：多好的姑娘呀，白瞎了！”

好的一面是，如今，小鹿渐渐感受到“搞笑”这件事在被更多群体接受——无论性别和年龄。有时候，她的小侄女会兴高采烈地跑来跟她讲一个笑话，说完后反问“好不好笑”？孩子们看完小鹿的段子，甚至还会背下来复述给她听。

“好笑”真的变成了一件很酷的事儿。

不过，如今，小鹿最担心的事儿之一，仍然是自己会在观众眼中显得严肃。她剪了带有动漫感的超短发，看起来利落又活泼。她再也不在舞台上穿西装。

可变化的与否有时并不完全倚赖于自己。小鹿敏锐，作为一个创作者，她总能在最快时间内察觉到内外环境的变化。比如，最近两年，她感觉，“观众越来越容易害怕了”，创作者自己觉得没什么的段子，也许会让观众警惕起来。

有时候，她在线下拿小部分观众去试段子，会感觉到他们“特别容易紧张”。对喜剧而言，这不是一件好事。很多很多观点的表达需要演员进入特定的情绪和状态，但那种状态容易“吓”到观众。

“你只要稍微表现出一种愤怒，观众可能就会蜷缩成一团，于是演员不得不调整成一种极其柔和、极其喜庆的状态。”对小鹿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

小鹿在舞台上表情丰富，有极强的感染力

逐渐地，她发现自己变得不太敢去挑战观众，常常是在打“安全牌”。“我无法忍受自己在台上有那么一会儿，观众是不笑的”。

“好笑”是第一位的。小鹿无时无刻不在提醒自己十年前决定要做喜剧时的初衷，即给人带去快乐。“当你的表达性与观众能接受的喜剧之间有差距，我的工作任务就是要先去获取观众的笑声。我没有办法牺牲喜剧性。”观众的信任度是很重要的，小鹿担心的是，“他们（观众）不相信我说的一切都是为了好笑”。

如今，小鹿经常把原来写好的老段子里的自我表达进行删减，改到适合线上节目的样子，然后她回看，惆怅地发现，“原来的（笑点）也一个都没有了，一个都没有。”没有办法，只能重写。

这当然会是一个妥协的过程，“我没有办法站在台上，只是讲一些我认为有道理的东西”。这会让小鹿缺乏“配得感”。

节目里展现出的文本，需要不断地删减推翻

“哪种话题更容易陷入这样的困境？”

“每一个，只要有表达。”小鹿回复我。隔了一会儿，她又补充道，“比如生育这件事情，同样作为繁衍的主体，但男性和女性的付出是存在巨大差异的。”

表达的完成似乎越来越倚赖共识和共情，在这方面，女性的共同生命经验是一个天然的素材库，丰富，但也充满了尖刺，随时可能显出貌似不合宜的伤痛。“有困境你才能写得出来（段子）”，小鹿说，“至少在对客观世界的感知和自己经历的痛苦层面”，那些东西都是喜剧本身所需要的。

比如关于容貌那一段，就源自闺蜜一次无意间对小鹿抱怨自己又长了一条皱纹。“没有一只猩猩会因为自己长了皱纹而感到焦虑，对吧？”小鹿想，“老去是一件正常的事情，但我们受的教育告诉你，你得为此焦虑。因为你青春和容颜逝去，好像作为一个女性，你正在失去巨大的资本。”

可小鹿觉得，三十岁的自己比二十岁的自己厉害多了，“四十岁的我也必然会比三十岁的我厉害”。

某种程度来说，“写段子”也成为小鹿去体验人生一大推力。譬如结婚，她原本是个对结婚与否不那么在意的人，但转念一想，“去经历一下也好”。是否要结婚，已经不构成小鹿对眼前这个人的纠结选项了，七年感情让她毫无疑问相信，如果要结，一定是跟这个人，但婚姻不是事件，婚礼才是，要去经历事件，才会有“发生”，而后才会有段子。

又比如生育。小鹿原本对生孩子这件事也尚未有想法，但创作动力给心态带来了点微妙的改变，“如果我要生小孩，那段子就不愁了，也太多了”。对喜剧的追求倒逼她去探索和享受生活。

真正的安慰也许是，笑声过后，也有余温可以留下。小鹿记得，一次，她的两位盲人按摩师来听她的《女儿红》表演，一男一女，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听完后，他们回去告诉小鹿，“好几年没这么开心过了”。

小鹿《女儿红》专场

在悲剧性的生活里寻找慰藉，不是强颜欢笑，而是一种真正的属于喜剧的魔力。就像在2020年，小鹿办了一场脱口秀专场巡演“真娘们儿”，她在同期制作的一支vlog里写道：“过去这半年我也不快乐，觉得在人类大的悲剧面前，做喜剧是那么的无足轻重，不值一提。……喜剧，不能在真正的灾难中带你力挽狂澜，但我们可以在大家披荆斩棘之后，招呼大家坐下，递上一颗糖，带你一起欣赏硝烟散尽后人间的彩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