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的上海滩，战火未熄，乱世未平。我，林婉珍，就是在这样的大时代背景下，懵懵懂懂地踏上了那艘开往台湾的船。”逃难”，这个词不太雅观，但确实最贴切。那船上的日子，简直是我人生中最难熬的时刻——晕得天昏地暗，吐得肝肠寸断，连死的心都有了。
”婉珍啊，你说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至今还记得大姐那双布满担忧的眼睛。大姐是我们家的”女中豪杰”，留过洋，当过经理，现在更是一家纺织厂的当家人。但即便是这样的铁娘子，在二二八事件期间也只能紧闭门窗，躲在家里提心吊胆。
”三哥，我不走了！”当三哥提出要带我回上海时，我斩钉截铁地拒绝了。不是我多有主见，实在是那漫长的海上颠簸让我心有余悸。”你这丫头，倔得很！”三哥笑骂道，但也尊重了我的决定。
就这样，台湾成了我的第二故乡。大姐家的日式平房成了我的栖身之所，客厅的地板就是我的床铺。每天晚上，等客人都走了，我才能收拾桌椅，铺上被褥。清晨五点，趁着晨曦微露，我就得赶往火车站。”小姑娘，快上来！”每天都有热心的乘客帮我登上疾驰的列车。
在七星煤矿当打字员的日子，是我职场生涯的启蒙。那些领导写的字，说是”龙飞凤舞”都抬举他们了，简直就是”蚯蚓打架”！”这个字是什么？那个字又是什么？”我几乎每天都得红着脸去问。”你这个打字员怎么连字都认不全？”他们不耐烦的表情至今历历在目。
月薪七十块台币，扣除开销所剩无几。但我把公司发的白米和年终奖都交给了大姐，权当补贴。”大姐，这是我的一点心意。”每次递上这些微薄的收入，我都觉得特别欣慰。
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当我看到台肥公司的招聘广告时，立刻报了名。这一考就考出了转机——从打字、英文到自传，我过五关斩六将，最终击败其他竞争者，成为了台北业务处的一员。
十九岁的我，坐在衡阳路一楼的办公室里，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感觉自己终于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小林小姐，一起吃个饭吧？””处长太太办舞会，你一定要来啊！”追求者像走马灯似的出现，但我都婉言谢绝了。在那个男少女更少的年代，保持距离是最自我保护。
现在回想起来，从上海千金到台北打工妹，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塑造了今天的我。正如大姐常说的：”人生就像煤矿里的石头，经过打磨才能发光。”而我，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用自己的双手，打磨出了属于自己的人生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