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友好日本,深层“病因”得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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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中日关系,莫言有几个方面,这里只说他赞美日本地方的事。

据传,莫言获得诺奖是日本获奖者大江健三郎连续五年推荐的结果——获奖了就有提名权,咱也不知道莫言提过谁。

以前浏览过大江健三郎,那时候要送别人书,选了大江作品。我还多想一步,怕里面有什么很文学的肉色的东西,我先看一下。他主要是写日本核打击后遗症。

除此以外,莫言访问日本有感而发,写下了《东灜长歌行》、《鲸海红叶歌》、《北海道的人》等优秀篇章。

这样一来莫言就落下一个“把柄”,最简单的解释就是中日世代友好,发展中日友谊。

要说莫言到日本,过后写点应景文章,也是常理常情。

可是他在一个视频里提到另一件事,我就起了怀疑。无论莫言的文章,还是莫言的平时行状,都是深沉有加,轻易不动声色。

他在视频中却说,在山沟里当兵的时候,看到路遥的小说《人生》很感动,写了信去,但没有回信。后来在西安当面问路遥,当然不承认了,那时候来信成麻袋,谁写的也不知道

他还给《高山下的花环》作者李存葆写过信,也没有回信。

不回信是对方的事,另一方面也说明他这人还是有感动的时候。

有感动的气质,有感动的现象,怎么不赞美呢?

可能他和大江健三郎都有心理疾病。大江是广岛原子弹留下的阴影,他是童年掉粪坑里产生的疾患。

这是创伤障碍中的一种,而且在写作从很常见。痛苦享乐综合症,是当无法从快乐的事情中获得愉悦时,转换在体验痛苦中获得等效替代反应。以过去的痛苦来反思和炫耀,在学生作文中常见,写童年的事不是写多么快乐,而是说一些被大人欺负的细节。

当说到莫言的作品时,常常把批判性思维当做他的主导思维。

那么,什么是批判性思维呢?什么又是文学的批判精神呢?两者没有必然联系。

看那些讲批判性思维的书,大部分内容是普通逻辑学,批判性思维主要是找逻辑漏洞。

文学批判精神则复杂的多,是我们社会中批判精神的一个环节。

大致有这样的序列。

1)领导口头批判;2)文件批评;3)新闻舆论批评;4)大众舆论批评;5)文学作品批评。

文学作品的批评,目前来看滞后而综合,很少有作品单独发现的问题,多数是有问题又长期解决不了,文学组合一下。也就是说文学的批判精神是泛化的。

这是一个赞扬贾平凹的陕西人提出和回答的问题,文学界谁开悟了?都没开悟,贾平凹开悟了。

他指的是贾平凹引用过一首民谣,什么五等人搞宣传,隔三差五解解馋。第十等是“主人”,人民群众。

总之,莫言友好日本,和大江健三郎做朋友,不是不好,但是自己成长过程中物哀之美还得一点点治,物美学难免会有点物哀之美。怎么就不能说说“隔三差五解解馋”的快乐呢?批判精神的泛化和痛苦享乐综合症是写作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