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9月22日，漫画大家廖冰兄去世，陈丹青悲叹：廖冰兄逝世，中国漫画死了。

生前，廖冰兄已经对自己的身后事做好了“三不”打算：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不留骨灰。

老友说骨灰都不留，未免太过了，廖冰兄反驳：“死了之后，大家都是一把灰，还有什么差异呢？”

“我这个人穿不起龙袍也不想当皇帝，若死后同大人物摆在一起，既会有辱人家的尊严，也会使我自惭形秽。

如果我那个“灰”盒子正好搁在一位“马列主义老太太”的盒子旁边，她老是给我唠唠叨叨地，

“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我会不时心惊肉跳，我怎受得了啊？所以，不如把骨灰散尽，让我魂游四方，岂不快哉！”

很洒脱的生死观，也很诙谐，廖冰兄的人也是这样的。

从他的名字开始，随意潇洒、不拘小节的生活态度，就已经贯穿他的整个人生。

廖冰兄原名叫廖东生，是因为父亲早逝，他与妹妹廖冰相依为命。

兄妹俩感情很好，于是在画画投稿的时候，索性用“廖冰兄”作为笔名。

黄苗子曾回忆1945年与郭沫若一起去参观廖冰兄漫画展发生的趣事。

当时郭沫若对廖冰兄的名字很好奇，在得知名字的由来后，他一本正经反推：

“嗯，我明白了，根据同样的道理，高剑父一定是高剑的父亲，郁达夫的夫人一定就叫郁达，邵力子也一定就是邵力的儿子……”

不但给自己取笔名取得如此潦草，廖冰兄给四个子女取名，何其随意。

大女儿刚出生时，他们抗日救亡宣传队在嘉陵江边，廖冰兄就给女儿取名廖陵依。

后来，廖陵儿（零二）、廖陵珊（零三）、廖陵思（零四）都有了。

挚友老烈帮他解释：

“他给这4个孩子如此取名，一来图个省事，二来也因为他自己“就是个零”——零者，也就是一无所有、穷光蛋的意思。”

也许就是全身“空空如也”的人，心里才能装满了对国家的热爱，以至于国家危难之际，年轻的他，不管不顾马上就站了出来。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22岁的廖冰兄冒着枪林弹雨，回到老家，买颜料画纸，闷头画了100多幅“抗日画”。

其实，当时他在香港已经有一份稳定工作，担任《伶星》杂志编辑。

但听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他毅然辞职，加入抗日洪流。

那时的年轻人，每根脊骨都写满了勇敢，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就是铁了心要以蜉蝣残躯掀起惊天巨浪。

廖冰兄一呼百应，年仅10岁、7岁的两位弟弟也开始创作漫画、写诗，投身抗战洪流。

40年代初，妹妹廖冰及其他几个弟妹还上前线打日本鬼子，弟弟余光仪年仅20岁就成为游击支队的司令员。

除了他们，当时以叶浅予为首，一批上海漫画家组成“救亡漫画宣传队”，在队伍到达武汉时，廖冰兄也加入其中。

叶浅予回忆两人初次见面的场景：

“他夹了一卷宣传画从广州赶赴武汉，20来岁的小伙子，一副瘦身材，一对大眼睛，说话像开机关枪，全无保留，毫不客气。

在见面的几分钟里，把南方人特有的热情全部发射出来。从此他就成为‘漫画宣传队’的中坚人物。”

乱世儿女，如草芥，亦如巨树，人并不渺小，当一粒粒尘埃聚到一起，力量超乎敌人想象。

救亡漫画宣传队窝在武汉的一座古庙，如饥似渴地绘制巨幅宣传画，揭露敌人的暴行，画完就立即展出。

他们都知道可能会有祸临己身的那天，但他们也知道，自己倒下去的身影，将会成为一粒种子，去唤醒更多的民众，站出来一同保家卫国。

廖冰兄永远无法忘记，台儿庄战役获胜的当晚，救亡漫画宣传队全体人员欣喜若狂，连续干了一个通宵，赶出了一批画，第二天拿着画上街宣传，动员群众支援抗战。

但抗日不能单靠热血、勇敢，更现实的问题一个个排队等着宣传队。

集体在武汉那会还好，那时普通队员月薪30元。

叶浅予是中校月薪80元，他却直接把工资拿出来跟大家一起花，大家都尊称他为大哥。

但后来，廖冰兄等人被分到桂林宣传作画，又要躲空袭警报，也要操心一日三餐从哪里来。

当时，宣传队每月经费600元，能不能拨、什么时候拨，还不一定。

加上币值每天都在倍速地贬，物价上涨，廖冰兄几个人只能卖画度日。

没钱只会影响肚子，却妄想影响他们的心情，廖冰兄曾回忆同行的黄新波：

“最‘快活’的乃是黄新波，即使在揭不开锅的日子，还有兴致涂花了脸，披张破毯子唱大戏。”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的其中三年，廖冰兄发表于报刊的漫画就不下3000幅。

抗战胜利后，廖冰兄坐着难民车准备送一批画去展出，结果车子途径贵州时翻车了，廖冰兄和怀胎4月的妻子伤到了锁骨。

好不容易把画送到香港，作品《枭暴》不翼而飞，廖冰兄重画了《枭暴》，在法国展出时，《枭暴》又被盗了。

法国组织方特别紧张，廖冰兄宽慰他们：

能找到偷窃的人就不要罚他了，问他是不是喜欢这幅画，如果喜欢就送给他了，我再画就是了。

不仅是廖冰兄，抗战期间几乎是中国漫画的创作高峰期，搁在当下也绝不失色，某位日本漫画家就曾承认：

“照我看来，现在中国的漫画比日本的还好得多。

漫画家是一致团结抗日的，因为以这做中心目标，所以思想上非常坚强，加以技术也常进步，版画等也有很精妙的。日本的漫画，现在的确是打了败仗。”

40年代末，廖冰兄定居在香港，1948年黄永玉来到香港，人生地不熟，没有地方住，但又不好意思去别人家借住。

廖冰兄看出了他的欲言又止，指着他冷不丁问大家：谁愿意带他回家住一阵子，全场瞬间安静。

廖冰兄又自顾自打破僵局：“那你跟我回家吧。”就这么让黄永玉到自己家暂住了大半个月。

那时，廖家三十来平方米的房里已经住了好几个人。黄永玉回忆当时：

“我看到环境很嘈杂，小孩吵啊闹啊，廖冰兄半夜三更抱着走来走去，这是生活的压力。”

廖冰兄自称会作曲，有一天灵感大发，捏着刚画完画的铅笔，就开始作曲。

黄永玉好奇地蹲在旁边，听了大半天，腿都麻了，也只听到一个音符：“咪……咪咪……咪咪咪……”

黄永玉打趣说：“我这个最接近作曲的人都认为，鸭子要成为作曲家，恐怕都比他容易得多。”

1995年，广州准备筹建广州艺术博物院，内设“廖冰兄艺术馆”。

廖冰兄以为是专门给他建一个艺术馆，于是强烈反对，后来市领导亲自来跟他解释，他才表示理解。

还说：“哦，好啦。既然你们要建公厕，有我这么一坑，这还可以接受。如果是专门建廖某一个什么馆，那就万万不能！”

廖冰兄为人很搞笑幽默，这是几乎所有接触过他的人的共识，但他的画总让人觉得沉重。

一直以来，常常有人问他：漫画不就是搞笑，幽别人一默的吗，有必要搞得那么死气沉沉的？

廖冰兄也不厌其烦跟人一再重申：“我的漫画是骂画，为被害的善良而悲，为害人的邪恶而愤，我不想搞笑。”

廖冰兄因此被称为“悲愤漫画家”。

廖老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另一句话，他说过：“我不要冷漠地站在世界上，而是在受难中与所有生命同在。”

这句话最打动我的，不是廖老“在受难中与所有生命同在”，而是他一生都与所有生命同在，而且为此，他一生都让自己处于“在受难中”。

哪怕到了晚年，已经是和平年代，无须要他再卖画为之拼命，他还是不断捐画、捐钱。

自己继续过着俭朴的生活，却拿出毕生积蓄50万搭建了“廖冰兄人文专项基金”，只做两件事:

一是从事少儿美术教育，一是从事社会公益事业。

二女儿廖陵儿分享喜悦：

“一名只上过4年级的流浪孩子在基金会的资助下得以学习电脑技术，后来还取得了大专、本科文凭，甚至成为了高级工程师。

他现在在深圳可以买车买房，我真的很欣慰。”

廖冰兄早年用画画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中国的新生自有他的一部分功劳，晚年他还在用画画，去改变国家下一代的命运。

即便晚年的他，早已脱离了当初的“受难群体”，可他还是降下自己的位置，走入新的受难群体。

他从年轻到老，一直在践行着那句话。

下面是廖冰兄作品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