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红杰
王羽佳携手柏林爱乐乐团于6月26日和6月29日在上海大剧院举行的两场协奏曲音乐会,是近来沪上文艺界的热门事件。无论是普罗科菲耶夫的“第一”,贝多芬的“第四”,还是她返场加演的众多余兴小品,在这位炙手可热的古典音乐明星手上都焕发了新的光彩。它们被演绎得轻松、自如、匀畅,甚至可以说是丝滑。无论曲目中包含怎样的体能考验和技术挑战,她都能轻易化解,宛如在崎岖沟壑中践履平地。无可否认,这种举重若轻的驾驭能力,是许多钢琴家梦寐以求的。然而正如柏林爱乐乐团可以轻松企及许多乐团渴望的细腻、丰富、精准、敏锐品质却从不止步于此,轻易感也不应成为王羽佳贪恋的舒适区,而应成为她超越自我的出发点。
坦率地说,轻易感也曾是我作为音乐表演欣赏者一度奉持的准绳。学生时期的我认为音乐表演贵能自如,即让观众感到你随时可以驾驭更困难的东西,深不可测(其对立面是不过如此)。毕竟功力不等于艺术,技术过硬不代表艺术精良。寻思取舍之道、得失之理,让我意识到了获得轻易感会伴随的消极效应——在表演中、创作中都是如此。门德尔松、古诺、圣桑是拥有完善技术却反受其害的作曲家;技术高超的里姆斯基-科萨科夫,音乐精美却不动人;技术上略有瑕疵的穆索尔斯基,其作品虽洋溢着质朴粗率之气,却被公认为独具风骨且更有成就。
王羽佳在“柏林爱乐在上海”演出现场(摄影:Stephan Rabold)
王羽佳演奏时流露的轻快感,值得作为一个美学问题探讨,让人思考身体性与艺术性的关系。人类文明的进化,某种意义上是以克服身体局限性为导向。劳动、交通、计算、传媒等先进工具的发明,都有节约人力的效用。而当起重的机械取代喊号的劳动、蒸汽巨轮取代一叶风帆、一体成型的机床取代勾剔榫卯的斧凿后,会不会丧失一些难以言喻的诗意呢?如果有,那么轻易感伴随的天人关系间接化、疏远化或许是原因之一。艺术的发明,从宏观意义上讲,似乎也具有克服身体局限性的效用:那穿越世纪、导向永恒的艺术生命,超越了生而为人者不能永寿的局限。但微观意义上并非如此,那嘶哑的呐喊,急促的喘息,力所不逮的挣扎,严阵以待的蹙眉,在特定语境中都有审美效应,在表演艺术中也不例外。轻易感在彰显身体潜能的同时,弱化了接受者对身体性(尤其是身体局限性)的直观感知。它的显现,甚至会驱迫人性隐匿,使表演显露出机械属性。
轻易感随身的王羽佳以技术过硬著称。无论她本人是否乐意,这一评价都已如影随形。英媒《独立报》在评论她主演的某场逍遥音乐会时,说她“如机器人一般演奏得飞快而精准”,但“毫无诗意,不给音符以喘息之机”①。这一评语虽略显刻薄,但其中提到的机器和喘息,分明映照了机械性的发显和人性的隐匿。而“无诗意”或许是轻易感的副作用。轻易感的凸显,让乐曲中偶现的沉重、悲壮、复杂、困苦等片段,那貌似最能抵制轻易感的瞬间,也如打开了清新滤镜一般,变成了隐喻意义上的轻描淡写,如同恶魔金刚之躯跳进了画册,震荡崩塌之境况跃入了荧屏。如此,聆听时伴随的紧张、兴奋、恐惧、畅快等具身体验虽仍有效,却减弱了量级。说来有趣,那信手拈来的轻易感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王羽佳在仪容行止上展露的野性魅力(包括那扎猛子式的鞠躬),形成了悖反效应,一个另类的看点。
就29日晚王羽佳演绎的贝多芬来说,轻易感首先体现为她对乐句中细小连线的简约化处理,由此导致了音符、乐汇间断连关系的模糊、轻重关系的偏失、缓急关系的弱化。古典曲目高度依赖于动机化乐思的运作,对细小连线的弱化(尤其第一乐章),如同抚平了机动化乐思蕴藏的褶皱,直接影响了音乐的整体风格。那起伏不平的褶皱、断续不连的气口,营造着持续变化的动态效果,这是以戏剧风格为导向的古典音乐的本质要素(罗森语),区别于巴洛克音乐那崇尚静态对比的建筑风格(托维语)。熨平褶皱、化约气口的艺术效果,不啻以贪图匀畅的灌口式修辞抹杀诗意乐句中的抑扬顿挫,又好比以手机中的一键美颜模式淡化沧桑留痕的皱纹。能驾驭最复杂难度的王羽佳,却在细节处趋于简化,这是第二个悖反效应。
“柏林爱乐在上海”演出现场(摄影:陈岩)
文献证据表明,贝多芬音乐中的连线设计不仅出于创作意图,也出于表演意图,这直观地反映在他标记的某些明显会增加演奏复杂性的指法中,或为改变力度,或为提示声部,或为分割乐汇。这种复杂性是对演奏轻易感的预防和抵制。熨平乐思褶皱的匀畅化倾向,引出了王羽佳演绎贝多芬时的第三个悖反效应:她在炫技作品中能绝好体现颗粒感,在古典曲目中的某些音符密集处(伴随踏板的使用),却给人以浑然一片的感觉(尤其第三乐章)。而反观柏林爱乐乐团的句法处理,则足可用“一丝不苟”来形容。虽然在伴随独奏声部时,乐队偶尔会因独奏的演绎策略而受到牵制(每当乐队回归部来临时又顿显从容),但其作为顶极乐队的各种优势,从深处激活并绽放了古典音乐特有的风格魅力。单就句法策略而言,乐队之于独奏,宛如老戏骨碰到了小鲜肉。
古典音乐的戏剧风格,在两方对戏的协奏曲体裁中为观众预设了更多看点,但王羽佳似乎对戏剧语言尚未熟谙。如果说方才提到的三重悖反效应弱化了古典音乐的戏剧张力,那么她与乐队对戏时的自我专注则弱化了戏剧角色间的联动效应。就临场观感而论,王羽佳与柏林爱乐乐团的合作不够默契:首乐章如此,次乐章尤甚,末乐章较好。第二乐章以鲜明的戏剧姿态著称,钢琴与乐队的美妙互动令人过耳不忘,其所蕴含的以柔克刚意趣常被释义为俄耳甫斯对复仇女神的感化。但在王羽佳的演绎中,钢琴出场时采取了比乐队慢了好几分的速率(其节拍感已不像2/4而像2/2)来接应乐队的“恐吓”,过显迟缓。当主题乐思被剪裁得越来越短,对戏者交互得越发密集时,乐队紧张而独奏松弛,略显脱节。有人会说,这样的反差本身就是对戏剧感的凸显。或许如此。但我认为,理性意义上的强化导致了感性意义上的弱化,这是第四重悖反效应。钢琴在呈示部里自顾自地悲诉,没有一丝激动,期待中的说服感化变为了独怜自卑。在此,独奏家已将自如演化为怠惰。说到合作问题,许多人会深感好奇:演出当晚在开场的鼓掌礼后迟迟等不到指挥和独奏家上场,不知何故—在后台商量?第一乐章里彼得连科的频频回头流露了某种隐忧。
简约、匀畅、轻易、自如。这些词语单独看来均无贬义,但在特定案例中却化合出了稍许的消极意味。何故?或因王羽佳对语境和分寸的把握尚有不足。音乐表演是兼有技术、艺术、学术三重属性的实践活动。良好的技术素养能提供一个音乐生命体所需的基本构件,使之面目端正、筋骨齐全、血肉充实、姿色丰足;良好的艺术素养能将众多构件纳入通融协调的运作秩序,以激活生命体,使之脉搏跳动、血管通连、筋络舒畅、生机盎然。进而,良好的学术素养可以赋予该生命体以独特的性格、品位、思想、灵魂;这是最难企及的境界。②何谓学术素养?在此不做详述,但方才所说的语境感、分寸感,以及前文剖析的语法特色、时代风格、体裁原则等,显然都在其中。依此而论,技术素养过人、艺术素养优越的王羽佳,当在学术素养上再谋精进。
但不容否认,王羽佳所到之处总能赢得满堂彩。部分原因或许是,在这全民喜爱“一键美颜”的时代,前述四种效应不常受到非议。然而除了造就上述效应的极致技艺,王羽佳身上还有演奏家贵能信守的一项重要品质—真诚。她的优劣之势都率然呈现而不被遮掩,不得不说,这真我风采也相当可爱。王羽佳在一次访谈③中说,每次表演时她都会努力构思如何丰富她所弹奏的每首乐曲。有理由猜测,她当晚对贝多芬“第四”的另类处理,也是以此为初衷。虽然我认为她的本次演绎存在不足,但我依然觉得这样的探索具有可贵的意义。谁能保证每次探索都能成功呢?至少她最近与波士顿交响乐团合作的这首乐曲已显示了优化的迹象。艺术家但凡认识到自我超越的重要性,便不会止步于任何一次成功或不成功的探索。当回顾自己的职业生涯时,持续的进步必令人欣慰。王羽佳曾说,“所有美好的事物都需要时间”,自我提升又何尝不是?希望她在回望自己的“30”年代时,也能惊喜于伴随时间而取得的进步。
【注释】
①“Yuja Wang’s main aim seemed to be to get through it as fast as possible. Playing with the speed and accuracy of an automaton, she gave no hint of the poetry, and never allowed the notes time to breathe....”
网址:
https://www.independent.co.uk/arts-entertainment/classical/reviews/proms-66-68-berlin-philharmoniker-kirill-petrenko-yuja-wang-beethoven-seventh-symphony-richard-strauss-royal-albert-hall-london-review-majestic-and-thrilling-a8521331.html(2024年7月24日访问)着重字体系引者所加。
②摘自笔者为“俄耳甫斯音乐译丛·音乐表演学读本”撰写的释注文字。《琴与歌的学问:一代名师的教学随笔》,弗里德里希·维克著,聂蓬译,孙红杰校,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8月版,“音乐表演学读本”注释,第一页.
③法国时尚杂志《美丽佳人》(Marie claire)2022年9月28日对王羽佳的专访。
网址:
https://hk.news.yahoo.com/專訪yuja-wang王羽佳-我只是音樂和聽眾的中間人-131644930.html?guccounter=1(2024年7月24日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