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前，知名作家琼瑶在家中离世，享年86岁。

琼瑶在遗书中说：

当人老了，都要经过一段很痛苦的“衰弱、退化、生病、出入医院、治疗、不治”的时间，这段时间，可长可短，对于必将老死的人，是多大的折磨！万一不幸，还可能成为依赖“插管维生”的“卧床老人”！我曾经目睹那种惨状。我不要那样的“死亡”。

鉴于其在娱乐圈的影响力，一时间，满屏琼瑶。

综合各类报道看，琼瑶以这种方式离开，似乎并无意外。比如，早在2017年，其接受采访时就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彼时她说：我最不愿意的就是做卧床不起的老人。

有人说，这是因为其亲历了母亲和爱人离世前插管治疗的惨痛；亦有人说，只有这样的方式才更“琼瑶”。

任何人都无法真实地洞悉另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在客观世界里，我们能看到的只是一个迟暮老者选择了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和世界告别，或优雅或尊严，抑或完全相反；同时我们还能看到的是，一个人，在其人生的最后一段旅程会如何抉择，与金钱、子女、社会地位等等外在因素亦无太多关联，唯一的区别或许只在于其在人生最后一段旅程中是否仍可以坚定地做自己，是否还具备自主决定的能力。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报，截至2023年底，我国已正式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参考已经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国家的发展历程，从中度老龄化到重度老龄化，或许只有短短几年时间。

这也就意味着，将有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进入人生的最后阶段。于他们而言，如何自处，则成为必须回答并提前谋划的问题。

先看琼瑶所不能接受的“插管”问题。很多人认为，发生这一情形时，长者基本已到了生命的最后一程，这一刻如果没有生前明确的遗嘱，子女、亲友或许都会选择维持到最后一刻。

如果“插管”只能维持较短的时间，对于长者或许还能接受，但更多的情形是，随着医疗技术的提升，“插管”延续生命的时间可能长达几年甚至十几年。一如巴金侄女在文章中回忆巴金晚年的惨状时说，巴金在高干病房中用胃管和呼吸机维持了6年，身上痒自己不能动手，想找人帮忙但又不能说话，简直生不如死。

如此情形下，最后一程的尊严从何谈起。

而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形，大多与子女心中的“孝”有关。毕竟，谁也不愿意在老人离世后被七大姑八大姨说成不孝。为了成全子女面子上的孝道，长者自身的感受往往被忽略。

与之相反的则是父母之于子女不同的态度和做法。

近日，行业内一份最新的报告显示，59.9%的受访者在无人照顾的情况下愿意入住养老社区。

对此，日本作家上野千鹤子在其系列专著中亦早有论述，其结论是，父母之所以选择入住养老社区，理由主要是不想让子女为难。

毕竟不管是与子女同住的老人，抑或自己单独居住的老人，一旦开始行动不便，子女便需要肩负起照护的责任。尤其是退休后的子女身体或许也已出现各种问题，长时间的照护会让子女筋疲力尽。

也正是基于此，近年来家庭外聘保姆等专业照护人员成为主流，但时间一长往往又会担心保姆照顾不周，尤其是担心夜间老人突发意外时，保姆无法第一时间发现，这种长时间的紧张状态亦会使子女陷入无尽的焦虑。

为了子女，老人基本都会主动要求入住养老社区。

但入住养老机构，对老人内心的伤害也难以言喻。毕竟，服刑人员还有走出监狱的期待，而老人一旦入住养老社区，则基本不会再有走出来的希望。

根据上野千鹤子的调研访谈，即便是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在自己熟悉家中的状态也远好于居住在养老机构的状态，对其他老人而言更是如此。基于这个调研结论，其长期致力于呼吁在熟悉的家中与世界告别。

而长者可以在熟悉的家中与世界告别的底气至少有三个维度，一是有自己独立的住房，二是有足够的金钱储备，三是有专业成熟的第三方服务市场。

于我们而言，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提速，将老一代拥有单独住房的概率越来越大。参照其他老龄化国家发展历程，随着老龄化社会加剧，第三方服务机构亦将快速涌现，市场逐渐规范，几乎可涵盖初期的保洁、餐饮、上门助浴，以及医疗康养阶段的市场化家庭医生、上门护士，当然还包括临终时的专业尸体处理及协助亲友处理丧葬事宜的专业化服务。

独自居家临终支撑条件中，最难的或许就是足够的金钱储备。从日本经验看，单纯的退休金基本较难支撑其相对体面的人生后半程，对此，政府层面统筹的长期护理保险以及个人的商业年金则是两个有力的支撑。

概而言之，老龄化社会一定是个高度专业化的社会——细分领域的服务者提供专业服务，政府持续优化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并督导实施，商业保险机构则持续优化相关商业保险产品供给结构，丰富市场供给。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养老机构没有市场，恰恰相反，因为日本规定老人可以使用长期护理保险的前提条件是入住养老机构，进而使得日本的养老机构一床难求，反而是只有“真正的有钱人”才能有条件选择居家临终。

与养老机构旺盛需求同步产生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养老机构后续处理问题。从日本经验看，大概15-20年的周期内，人口密度不太集中的城市就已经出现养老机构过剩的问题，以至于如何处理养老机构未来或将成为新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