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京剧院最早在淮海路，淮海电影院对面，现在那房子已经拆了。拆房子的时候我们青年团还去义务劳动，挺难拆，都是挺好的东西。要是搁在现在，那就不能拆了，应该就是保护建筑了。那时候我们喜欢玩，一下班就去对面淮海电影院上面打台球。周院长跟我说《义责王魁》的时候，京剧院已经搬到绍兴路9号了，大概在60年代初就搬过去了。一直到我去北京去拍《智取威虎山》电影之前，都还在绍兴路，等拍完电影回来，就在东平路了。
演现代戏的时候，上海京剧院的一、二、三团形式上还在，实际上已经打乱了，成立了剧组。除了我和四姐演出《红灯记》之外，那时候几个团都停止了演出，投入到现代戏里了。整个京剧院就由各个剧组挑人，无所谓团不团了。虽说京剧院这时候还在绍兴路，排戏都在外面，比如延安路陕西路儿童剧场什么的。
我最初参加演《智取威虎山》是在1964年，那时我跟中国艺术团访问西欧演出刚回国。
1958年，曲波写的《林海雪原》小说刚出来，挺好看的。那时候，不光是京剧院，其他的文艺团体都一样，都想表现我们的时代。这不是谁去动员的，一团李仲林，纪玉良他们就搞了《智取威虎山》。它是最早的《智取威虎山》，也是后来定稿那个本子的雏形。两个本子差别还是很大的。最早还是按照小说里面写的，是以写少剑波为主。什么定河老道、蝴蝶迷，这些角色戏里面都有。1964年加工了一次，删了一点，定河老道还保留着。这个戏到北京去参加六七月份举行的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红灯记》、《奇袭白虎团》、《六号门》、《黛皓》、《节振国》、《红嫂》这些后来很流行的现代戏，都在这次汇演中演出了。上海演出的大戏就是《智取威虎山》，还有四个小戏《战海浪》、《柜台》、《送肥记》、《审椅子》。《送肥记》就是四姐他们创作、演出的。那时候我们还在国外，等我们回上海，汇演已经结束了。领导上没有提其他戏，就说《智取威虎山》要进行加工、演出，另外要年轻人接下来。这样，我和孙正阳调到一团演出《智取威虎山》，接替李仲林和纪玉良先生，我演少剑波，孙正阳演杨子荣。这是我第一次演这个戏。
那时一团负责人许锦云同志，我们也是关系比较好的朋友。他率领我们到大场防化连去体验生活。我们第一次在操场集合后，防化连队也集合好了，一位排长跑步到许锦云面前说队伍集合完毕，请首长指示。许锦云用上海话说，请同志们示范，听上去好像在说"请同志们'吃饭'"。我就站在他旁边，跟他说请这么多人吃饭，他两月工资也不够。
我第一次和解放军近距离接触，三个月时间，感触很深。我所在的班是排长带的，我和排长对口跟班。战士练兵回来，排长就去挑水让战士们洗脚，每夜跟着去查房，细心地检查每个战士，轻轻地为他们盖被。有时在生活会上互相提意见，官兵是平等真诚的。这使我真正认识到在解放军队伍中，官兵除了领导和被领导关系之外，最重要的还有兄弟之情，这种认识对我演好解放军是极为重要的。
这次下连队，我出过不少笑话。到部队第二天半夜赶上紧急集合，我们虽然按照部队的规定，临睡前把衣服按顺序放好了，可是一听到号声就手忙脚乱，一拉衣服全落到地上，屋里什么也看不见，穿上内衣找不到外衣，穿上裤子找不到袜子。集合好一看，真像一群散兵游勇，什么洋相都有。第一次打靶，我的靶子上只有一个三环，其余子弹全打在旁边靶子上，真弄不清楚怎么会"正打歪着"的。
这时候四姐在排《海港早晨》，是从淮剧移植过来的，当时还不叫《海港》。四姐搞得不顺利，她很着急。最初的本子主要写党组织、老工人教育青年工人，都是人民内部矛盾，没有什么暗藏的阶级敌人。江看过后，认为突出了中间人物，要求修改成突出英雄人物和海港工人的国际主义精神。这个戏的情节没有多少矛盾冲突，整出戏写不出东西来，实在难为编剧。四姐虽然在京剧舞台上表演了几十年，但是对舞台外面，尤其对政治十分陌生。为了演好女支部书记金树英，当时不叫方海珍，这个名字是1965年剧本修改后改的，她到码头去体验生活。没多久，四姐憋不住了，在一次重要会议上说，码头工人有几个是女的？偏让女人当书记，惹得领导很不高兴。四姐跟我说，《海港早晨》搞不上去，很难搞，要我到《海港早晨》饰演徐宝昌，就是后来韩小强的原型。那时徐宝昌戏不少，有两段他思想斗争的唱段挺好听。我就脱离《智取威虎山》了。
一天，我们在共舞合演出日场《海港早晨》，说给领导审查。演出结束，全体演员在后台集合，听"客人"意见的传达。当时，我不知道"客人"是谁，更不知道她说话的分量。那天，只感觉整个化妆间气氛很紧张，有点搞不懂，只知道"客人"对这部戏不满意，指责《海港早晨》是"中间人物"论，理由是剧本突出了"中间人物"、青年工人徐宝昌。批评四姐讲的《海港早晨》硬骨头难啃"，说她对现代戏缺乏无产阶级感情。我也被点到了，说演得挺好，可是又批评"把唱得好的演员调来演中间人物，简直是鬼迷心窍了，居心何在"。我胆子大，当场就问四姐，"中间人物"是什么问题？她向我摇摇手，让我别说了。我说你干嘛那么紧张，但是从发呆的目光中可以看出她极其紧张和恐惧。
会议结束，大家默默散去。我陪四姐从后台出来，路上她轻轻地对我说，她恐怕完了。我劝她不要想得这么严重《海港早晨》确实不好搞，说句硬骨头难啃也不为错。说咱们对现代剧没感情，这没道理。四姐摇摇头说："你不懂。"最后分手时，她语气沉重地对我讲："小弟，咱们好自为之吧。"。四姐到北京汇演，演了出《送肥记》。演完总理接见了。她就问总理，我这是不是"中间人物"。总理就笑，说你怕演中间人物。
这样，《海港早晨》不排了，四姐也休息了，我们童家都下来在家待着了。那时候报纸上批判学术权威、文化名人的文章很多了，斗争的气氛很浓，但是还没有到写我们大字报的程度。
1964年，童家真的不顺利。大哥患肾病住院一年多，四姐每月的工资全部给他买人参了，最后还是中年去世，去世时只有四十四岁。
《海港早晨》、《智取威虎山》这时候都在改编，需要重新选演员，我们童家在京剧院是被冷落的家族，无一人被起用。这段时间，我和南云自己烧饭做菜，倒过了一阵团圆的安闲生活。两人晚饭后经常遛遛马路，看看电影，也算补上结婚前没有恋爱过程的一课吧。现在看来那时浪费的时间，倒为以后开小饭馆打了点基础。
这时候正好碰上中国京剧院到上海演出《红灯记》。有一天四姐跟我说，领导想学《红灯记》。那《红灯记》中演李奶奶的高玉倩从小在我家长大，早先她演青衣。四姐说，领导说了，现在高玉倩改老旦了，就让我也去演李奶奶。我说，那也没问题啊，总比待着好。我想四姐聪明，挺有才能，大嗓也好，什么都能唱，不妨试一试，有活干总比闲在一边好。
上海京剧院的《红灯记》，第一个扮李玉和的是沈金波，四姐饰李奶奶，杨春霞演李铁梅。我在戏里扮演喝粥的群众，只有一句台词："嘿，硌了！"后来沈金波被选中，到《智取威虎山》里演少剑波，李玉和改由小王桂卿担任，他也是唱武生的。他一上升，我也升级了，提升了一步演交通员。再后来，小王桂卿又调到《海港》剧组去演大队长刘大江，高志扬这个名字，也是1965年时改的。可能是在万般无奈之下，只好把我提到"李玉和"的岗位上了。
导演是中国京剧院的骆洪年同志，以前演小花脸，在《野猪林》里演陆谦，排练中他对我要求极为严格。这个戏上演了，在送行会上他对我说，他看惯了大块头，当时一见我，就想你们上海京剧院没人了，怎么弄个小瘪三来演李玉和。他去跟领导上说了，得到的回答是，我们京剧院实在没人了，就这块料了。排到最后，他说，没想到你还行，还不错。然后我们就去演出了。我确实瘦小，与钱浩梁（后改名浩亮）又高又大相比，我俩反差太大，导演有想法很自然。我至今依旧非常感谢他，没有他的大力帮助，我不可能演好李玉和。排练当中，我找钱浩梁去学，以前我们就认识，在中国戏校是同学。他住在天蟾舞台，去找他时回话说，钱浩梁同志还没起来呢！那就是不见的意思呀！就拉倒吧，反正咱们就这么演出了。每逢礼拜天休息一天，演六休一。
1965年《红灯记》上演期间，有一天休息，下午我跟南云说，今天我们就去淮海路溜达一下。我们好久没逛了，就去了。正走过陕西路口，襄阳公园还不到一点，一部黑色轿车呜一下开来停在我们身边，我一看下来的是我们京剧院二团领导李俐同志。她拽着我，就说走走走。我问上哪儿去，她说你别问。我一想，领导拽我走肯定就是有事，就跟南云说，你别紧张，我回得来就是了。
车一直开到锦江饭店小礼堂。到了后台，我一看那阵势，各省市唱老生的、唱武生的人不少，很多都认识。我就说哥儿几个今天干嘛来了，他们就说考试来了。我还纳闷考什么呢？就让我们每个人都唱一段。我想了想，就唱了《定军山》开头的黄忠西皮二六的那段。因为这段什么都没有，是很平淡的小段子。我当时觉得我的命运也就定在这儿了，上海京剧院已经给我定调子了，加上四姐的关系，我们童家已经犯错了，再怎么唱也不见得就考得上。
我唱完就下来，在后台候着。文化局局长孟波就到后台来问，你还能唱一段么？我说唱什么？他说你能唱一段《法场换子》吗？我想，这是余派的戏啊。余先生就有这个唱片。就说好的，我就唱余先生唱片二黄三眼那段吧，就又上台唱了。
刚回到后台，文化局党委书记李太成来说，首长要见我，领我到了前台。前台很暗，在那儿我见到一位短发，戴着眼镜，说话声音很细的女首长。看出她就是谁时，我心里一跳。她坐在前面，我一看，认识她。但是，这一天我第一次和她面对面接触了。未见其人，已经领教其言，她就是在共舞台后台传达中点我和四姐名的人，要格外小心啊！她就问我："你是唱余派的？"我想了半天，就回答说："我不是唱余派的，但是我有点喜欢余派。"当时不知道怎么回答，不敢说不喜欢，也不敢直截了当说喜欢，只说自己一知半解。她又问我有没有资料。我说过去听过十八张半，但是现在唱片也没了。她还问我现在在干什么，我告诉她在学演《红灯记》。临走时她说，如果需要什么资料，她可以送一些。这次说到这了。
见面时间虽然很短暂，对我来说却好似过关一样紧张。回到家里，我告诉南云经过情况。她比我更紧张，要我注意自己的脾气，可千万千万别惹了她。
没过几天，又该我们演《红灯记》了。我化好妆穿好戏装，像往常一样到上场门去拿红灯做开演前准备。只觉得后合有些异样，从来没见过这场面，上下场门那里都是穿蓝制服中山装的，也不是警察，又不像发生了什么事，就都在那待着。平时头遍铃一响，我就在上场门候场了。那天我觉得后台是个是非之地，少惹事为妙，就到穿衣间去候场。团长李俐找到我，说客人来看戏，别出错。她不关照还好，这一说我顿时觉得今天的戏不好唱。我对她说，这话你跟我说就行了，我知道了，不过你可千万别跟我姐姐说。我怕她紧张，到时候演不好。实际上我也紧张，上场门摆着刀具、红灯什么的我去拿，这些穿中山装的同志来回在那转悠，这也难受啊。
我也不敢和四姐说，她知道了会比我更紧张。说心里话，头两场我自己都觉得很僵硬，松弛不下来，脑子里顾虑实在太多了。后来我想这样演下去非得砸锅，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由它吧！也许这就是我和四姐最后的舞台演出了。想开后便无所畏惧，一如既往，视台下如无人之境，很快放松下来。
那场演出基本上还可以，演完了说是领导来看大家，让演员等在台上。这时，我才告诉四姐。她好像等待宣判一样，低声问我今天她演的有毛病没有。我说有没有毛病都演完了，顶多咱童家今后不演戏了。领导上台与演员见面了，没理会就在旁边的四姐，走到我跟前时，她说你别净吃别人的饭，要有自己的创作。这意思就是说，我演的都是人家的戏，倒不是批评。说完，她就走了。我心里说我不吃这个饭，吃谁的饭啊？你让我不演就不演，不吃就不吃。没对我们的演出挑剔什么，四姐和我都松了口气，这一关总算平安度过了。
这以后《红灯记》停止演出了。不久，领导调我去《海港早晨》剧组报到。那时候《海港早晨》已经换了从宁夏京剧团调来的李丽芳演支部书记，给我的角色是大队长。我心想那小王桂卿呢，他不演了就换我。对我来说，这可不是什么喜讯。四姐让我演韩小强，江青已经在说，要我演中间人物居心何在。现在又调到那儿，岂不是羊入虎口。我真不知道，为什么我演戏像走钢丝一般艰险。但是，组织上决定了，命不可违。从头天晚上一直到第二天上班前，南云像念经一样劝我遇事要忍，千万不要发脾气。我虽然心烦，有什么办法呢？也只能是一个忍字。
报到第一天，马锦良编了段唱腔，让我学会后用录音机录下后送审。随后我参加了追船那场戏的排练，情节就是有人把一包不该装船的化肥被装上驳船，就要装上货轮了，大队长带人乘快艇去追。那时候导演也不是原先的杨村彬，换成了上海戏剧学院的章琴。
章琴是山东人，刚开始排的时候看上去很严肃。排练时，我唱完倒板后出场，跑到"九龙口"，然后三人组成造型，亮相开唱。刚排到这儿，章导喊停了，问我怎么跑得这么少。我说，老戏都是倒板完了出场，然后站在九龙口亮相，再唱回龙，再往前走圆场，都是这个程式。他就说，你唱戏就唱戏，怎么这样？你就没看见东西吗？上海滩那么多东西，你眼睛里没有，你们就这么唱？
我一看他挺好玩，就拿他开心了。跟旁边两位演工人的演员说，你们就跟着我，我怎么走你们就怎么走。倒板唱完，我一出来就噌噌噌在台上跑圆场没完。章琴赶紧说停停停，你怎么到处跑，你怎么在台上跑个没完了。我说导演，你刚才启发我之后我的感触太多了，我上台一看：呀，黄浦江浪潮滚滚，你看这大船小船，国内的船，国外的船。你看这些大楼，这个银行，那个银行！我这看不完的景，你得让我看完了我才能唱啊。他明白过来了。吃午饭时，章导坐到我旁边小声说，你就存心逗我吧，你小子整治我。我赶紧申辩，他启发了我，大脑就开始发达，想象力就无法控制啦。他笑起来，说我拿他开心。
《海港早晨》剧组排戏的地方在艺术剧场。我去的第四天，上午刚刚开始排练，剧组领导通知我，上海领导在贵宾休息室要见我。
他问我到《海港早晨》剧组几天了，我告诉他四天。他说，要调我到《智取威虎山》剧组，怎么跑到《海港早晨》剧组来了？我就蒙了，心想这不是由着我来选的啊？是领导把我调来的，没有人跟我说要让我演《智取威虎山》啊？赶紧解释是院里通知我到剧组来的。他又问我："你是愿意演《海港早晨》,还是愿意演《智取威虎山》?"当时这个语气也不是很温和。这一问，我更莫名其妙。京剧院从来没有征求过我的意见，我也从没挑过角色，他的话从何而起，我不知事情为什么如此复杂。脑子里想着这些问题，我没有立即回答，他补充了一句，让我考虑考虑。我顿时清醒过来，难道有谁说了什么？为了避免他的误会，我婉转地回答，现代剧都是表现、歌颂革命斗争历史英雄人物的，我都愿意演，一切听从领导分配。听到这话，他语气缓和下来，脸上露出了笑容，说道，那你就到《智取威虎山》剧组演杨子荣吧。还让我当天晚上就到歌剧院小剧场去看《智取威虎山》剧的彩排。我到现在也没明白，为什么把我调到《海港早晨》。
领导走后，我松了口气。作为一个演员，对哪个领导的指示都要服从。《智取威虎山》剧组以前在全国选拔演员，上海京剧院的老生、武生演员都去应试，只有我没这资格。现在，一下子决定由我演杨子荣，这一百八十度的大弯儿真不知是怎么转过来的。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得到了这个机会。刚开始，我演过少剑波，到《海港早晨》、《红灯记》转了一圈，又回到《智取威虎山》，但是演杨子荣了。
【童祥苓（1935年3月-2024年12月2日），江西南昌市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京剧代表性传承人。京剧演员，工老生。童祥苓8岁时开始学戏，先后向刘盛通、雷喜福、钱宝森等学艺，后又拜马连良、周信芳为师。1957年童祥苓调到上海。1965年童祥苓奉命调到京剧《智取威虎山》剧组，饰演该剧主角侦察英雄杨子荣，这也成为他艺术生涯最有代表性的角色之一。1970年在全国公映的彩色影片《智取威虎山》，是第一部被搬上大银幕的“样板戏”，童祥苓在该片中饰演侦察排长杨子荣。1976年5月11日童祥苓随上海京剧团赴日本演出。1993年童祥苓决定提前退休，回家开店，面馆开了8年后，2001年因为饭馆生意越来越难做，童祥苓把它转了出去。2008年5月29日，参加四川汶川地震全国戏曲界抗震救灾义演。晚年的童祥苓不时参加京剧演出。2024年12月2日，童祥苓在上海去世，享年89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