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话剧的璀璨星河中，有这样一位女性导演，她以心为灯，照亮了无数观众的心灵深处。她，就是田沁鑫，一个用光影构筑梦想世界的筑梦者。12月7日，她带着精心创作的音乐话剧《受到召唤·敦煌》，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启了一场与观众心灵深度交感的古今互动。
《受到召唤·敦煌》海报
在距离《受到召唤·敦煌》首演还有10天的时候，《中国妇女》记者在位于北京通州的排练场采访了中国国家话剧院院长、音乐话剧《受到召唤·敦煌》编剧、导演田沁鑫。
半年前，田沁鑫带领主创团队到敦煌采风，行走在历史的沃土上，感觉自己像是跨越了千年时光。千年壁画上自在舒展的伎乐飞天，头顶层层叠叠的藻井，它们明明都是静止的，但看着看着仿佛一切都飞升起来。“敦煌是充满律动的”，她决定这部剧不能少了音乐——音乐话剧由此而来。
从中秋节全体主创重装集结，正式进入话剧排练阶段，到如今进入首演前的最后冲刺阶段，田沁鑫和主创们一直沉浸在饱满的创作激情中。梦里梦外都是敦煌壁画中庄重慈祥、略带笑意的面庞，反弹琵琶的飞天意象、洞窟中的瑰丽色彩、月牙鸣沙之间的气息和温度……
她的人生仿佛注定和敦煌有一次交汇，在冥冥之中受到召唤。
田沁鑫接受《中国妇女》杂志采访
采访当天，田沁鑫用小巧的发卡把夹杂着白发的齐肩短发别得一丝不乱，一身新中式的薄棉袄衬托得她极其柔和，但当人面对镜头时，眼神又变得犀利起来。她对记者说，“昨晚又排练到3点”，然后呷了一口红茶说：“咱们开始吧……”
让敦煌年轻起来
Q：《受到召唤·敦煌》集结了大量年轻演员，为何如此“重用”年轻人？
A：在我作为导演的职业生涯中，有幸接触并培养了许多年轻演员，从早期的袁泉、辛柏青等人开始，他们与他们的老师一同在剧院中与我合作，共同在舞台上锻炼和成长，建立了亲密的工作关系。
当我担任院长后，开始接触更多的青年工作人员。我惊讶地发现，剧院里居然聚集了如此多的年轻人。他们充满了活力和创造力，为剧院带来了新的气息和动力。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强调，“培育形成规模宏大的优秀文化人才队伍”。对于国家话剧院来讲，在培养青年演员、推动文化强国的发展上面，我们必须出一份力。
国家话剧院在表演艺术方面是一个非常优质的平台，有一代又一代的演员在国家话剧院的舞台上成长起来。我的前任院长、前前任院长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服务艺术家”，这是国家话剧院的传承。
国家话剧院演员孙红雷探班并和现场青年演员进行交流
所以在《受到召唤·敦煌》排练过程中，我邀请到音乐剧演员出身的孙红雷，专门来给青年演员传授舞台表演上的一些经验。还有宋佳、陈数等演员，他们都很愿意参加剧院平时的活动和表演交流，对于青年演员来讲是很好的学习机会。
同时，年轻人也在反哺着剧院的发展，让剧院能够在尝试创新和探索方面有很多年轻人来支持。我平时很少用“刻苦”形容年轻人，但是这次以主演张艺兴为首的年轻演员们真的很刻苦、很努力，他们让我感到非常欣慰和自豪，值得我去学习，也让我更加坚信，剧院未来一定会在他们的手中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Q：为筹备这个剧目，您是第一次去敦煌吗？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A：是的，我一直说要去敦煌，但是一直没有时间，直到做这部戏，我才得以踏上敦煌的土地。
我母亲是画工笔画的，所以像佛手、菩萨这些元素我小时候就看到过。得知我要去敦煌，母亲特地嘱咐我要去看哪些地方。母亲说她当年在敦煌看一个藻井，能一直看一上午。看着看着，她感觉那个藻井动起来了，像万花筒一样，她恍然明白飞天为什么会飞。
在九层塔下和妈妈连线
抵达敦煌后，我给母亲打了一个视频电话，激动地说“我在九层楼下面了！”当我自己站在藻井之下，也突然明白了母亲所说的意境，是一种立体的感受，一种玄妙的、高维的感受。
我惊叹于早在1500年前，中国的线描虽是旋肘式的毛笔线描，却有像钢笔一样的直线和各种线条的走向，古人怎么会有这样的功力来做到这一点？还有色彩的繁复，不单是造像的璎珞、佛像的柔美，还有很多繁复的色彩绚烂得难以用语言形容。
Q：是什么让您萌生了让敦煌“年轻”起来的念头？您希望通过这部戏传递给年轻人什么？
A：今年是敦煌研究院建院8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莫高窟考察调研时强调，敦煌文化属于中国，但敦煌学是属于世界的。把莫高窟保护好，把敦煌文化传承好，是中华民族为世界文明进步应负的责任。
对真正的敦煌艺术，我们是望尘莫及的，只能怀着无限敬仰。但我们不能只停留在尊重的层面上，否则就会畏手畏脚、止步不前。
所以我想通过现在观众非常喜爱的青年演员，比如张艺兴，和我们活力四射的青年团队，以及年轻化的主创艺术家团队，合力让敦煌更加活态化一些，让敦煌艺术年轻起来，让更多的年轻人能感受到敦煌。从而激发年轻人对敦煌艺术的兴趣和热爱，让他们意识到传统文化并不是遥不可及的古董，而是可以融入当代生活、激发创造力的灵感源泉。
女性可以再大胆一些
Q：近年来，不论是女性自身的观念和意识，还是社会对女性的期待和评价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您所塑造的女性形象是否也随时代变化而有所不同？
A：我早期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更多地反映了封建时代社会对女性的一些期待和评价。
话剧《生死场》剧照
例如，萧红笔下《生死场》中的王婆，她具有反抗精神，但当她的丈夫向地主讨债失败后，她的精神支柱坍塌，最终选择了自杀。
这样的评价其实是封建审美下的一种局限，也体现了当时像萧红这样的女性作家所受的社会束缚。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毛泽东主席提出“妇女能顶半边天”，社会开始转型，逐渐开放，为女性提供了更好的社会环境。即便如此，有些女性仍然受到封建审美的束缚，她们自己束缚了自己，没有意识到这种封建审美是可以打破的。
实际上，是否具备独立的精神并不取决于性别，而是取决于一个人的思维能力和精神世界。因此，我也努力在角色的塑造上打破封建审美的束缚，鼓励女性能够更加有创造力，不给自己设限，活出自己的风采。
Q：今天的影视戏剧行业，女性创作者越来越多，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能否结合个人经验，给年轻的女性创作者一些建议？
A：“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中国古代智慧里蕴含着深刻的阴阳哲学。这种哲学思想认为，男女两性如同天地、日月、山川与河流，彼此依存、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宇宙的和谐与完整。
所以，我觉得性别不应该成为某种对立，而是相互帮衬。但在现有的影视或艺术作品中，尤其是以女性为主要角色的作品中，这种“平视”的视角还远远不够。像比较火的宫廷戏，还有现实题材作品中真正的“大女主”并不多，即便有，形象树立得也颇为挣扎。
我希望大家在女性角色的设定和创造上再大胆一些。像宋佳饰演的张桂梅老师，十分受观众喜爱，但这样的好剧仍然太少。建议女性创作者更加勇于挖掘和表达自己及周围女性的真实经验和情感，尝试用新的方式去讲述故事，展现女性的多样性、复杂性以及多彩斑斓的精神世界。
讲好中国故事
Q：您常说，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的指示来创作，讲好一个故事的关键是什么？
A：在中国国家话剧院创建80周年、正式成立2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国家话剧院的艺术家回信，信中强调：“希望你们再接再厉，紧扣时代脉搏、坚守人民立场、坚持守正创新，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为新时代文艺事业繁荣发展、为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作出更大贡献。”
要讲好中国故事，首先必须注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确保个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使自己的思维方式和精神世界更好适应艺术表达的需要。
只有树立了正确的观念，我们的作品才能具有思想性，进而影响人、作用于心灵。如果作品既不能作用于思想，也不能触动心灵，仅仅停留在视觉或其他层面，我认为这样的作品谈不上“讲好中国故事”。
讲好中国故事，我们可以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素材和灵感，中华历史上的经典作品都是我们创作的重要源泉和精神滋养。同时，我们的作品需要具有感动和感召的力量，以及平等交流的能力。
话剧《苏堤春晓》
Q：通过作品，能感受到您是一个喜欢并善于创新的人，那么您如何在过去与未来、传承和创新之间找到平衡？
A：当前，在戏剧方面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创”要求，特别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方面，重塑中国的表演艺术精神是这个时代中国艺术家们需要考虑的重要课题。
话剧是“站着说话”的剧种，传到中国100多年了，我们的语言方式做到了努力践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我看来，话剧的发展还要和时代同步伐，比如科技和艺术的结合势在必行。
《受到召唤·敦煌》有四个多媒体团队，还要特别感谢敦煌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高清图片。我们想利用科技手段，给观众呈现一部分修复好的漂亮的造像壁画；尝试应用AI制作，去模拟在沙漠上行走等等这种难以实现的真实感受；跟中影集团合作拍摄电影，与“CNT现场”网络直播类平台合作，“第二现场”同步播放等。
这些尝试都是在适应互联网时代，包括数字化的国家战略。我们走得很严谨，但不拒绝合作。在合作过程中，大家会发现有很多有趣的碰撞，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守正与创新的平衡。
习近平总书记刚刚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必须坚持守正创新》中指出，中华民族是守正创新的民族。新时代的文化工作者必须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
我希望融合了话剧和音乐、传统文化和现代科技的音乐话剧《受到召唤·敦煌》是一次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潭里找到活水后的大胆创新。我们必须这样去做，这也是中国国家话剧院要去做的事情。
如果不守正，话剧艺术的基础就没有了；如果不创新，话剧艺术也就失去了生命力。我们要秉承努力刻苦的创作态度，像小工匠一样不断钻研，严肃尊重历史和文化，但是形式可以跨界、可以活泼。
我们要带着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闯劲儿，接住历史的接力棒，通过一个个剧目的创作，让更多人看到源远流长的东方文明之美，感受到中华文化的无穷力量与深刻召唤，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