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主人公阿米尔与女孩纳吉斯相爱，但由于伊朗保守的社会风俗，婚恋遭遇一系列阻挠。（2024年德国电影展供图）

“第一次让观众看它时，我真的害怕没有人喜欢我的电影。”2023年夏天，贝鲁斯·卡拉米扎德的第一部长片在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首映，剧院很大，容得下1200名观众。影片放映时，他始终担心无人喝彩。电影最终赢得了十几分钟喝彩，他心里的大石头才落地。他相信，实现自己的想法还能让观众看到，简直是一种特权。

贝鲁斯·卡拉米扎德是伊朗裔德国导演，这部影片叫《空网》，描绘伊朗青年人的生活。《空网》在卡罗维发利获得了评委会特别奖，后来在第七届平遥国际电影展获得“罗伯托·罗西里尼荣誉·特别表扬”。它也是“2024年德国电影展”的开幕影片，卡拉米扎德借机第二次来到中国。

1985年，卡拉米扎德7岁，正值两伊战争，全家人一同移民联邦德国。他们先从伊朗北部翻山越岭，进入当时属于苏联的阿塞拜疆。父母分别是工程师和老师，但身处异国就没人认识，身份变得并不重要。他们后来抵达民主德国。东德严格限制本国公民前往西德，对外国人就宽松许多。卡拉米扎德和家人就此定居德国至今。

族裔问题带来了错综复杂的状况。他在德国受教育，仍旧保留两边的国籍，拍摄伊朗的故事，与观众交流时称伊朗是“我的国家”。伊朗媒体也报道了《空网》入围慕尼黑国际电影节的消息。

大家庭里很多表亲还住在伊朗南部的老家，“是留下来的人”。卡拉米扎德常回去和他们见面聊天，观察他们的处境。大家都受到良好的教育，希望离开伊朗又没什么头绪，即便有工作机会也往往满足不了他们的期待，“没有实现价值的机会”。人来人往，出去读书的还是要回家。

所有的经历和心迹，都可能呈现在电影当中。他这次只在中国停留几天，就回德国继续手头的工作。他眼下有两个电影项目，一个是伊朗人的故事，另一个则关于二战中的犹太女孩。

南方周末专访了贝鲁斯·卡拉米扎德，由他的第一次中国之行开始。

当时卡拉米扎德是摄影师，事业刚刚开始。在一位学习中国历史的朋友提议下，他们在2001年开始中国之旅。两个人首先一同抵达香港，广州顺理成章地成为他们内地之行的第一站。他记得城市里到处都是工地。这次旅行为期一个月。

“我很幸运，因为看到了二十年前的中国。”他见到了从前只在新闻里看到的场景，拍下很多照片。城市和乡村，还有建设这个社会的人们。“我们都在不断地收集记忆。”他说。

导演贝鲁斯·卡拉米扎德（Behrooz Karamizade），1978年9月11日出生于伊朗阿瓦士，后随家人移居德国。（2024年德国电影展供图）

“根在召唤你”

抵达德国已经是很久远的事情了。初到德国，卡拉米扎德头一次看到男女接吻，十分好奇。父亲的朋友告诉他：没什么特别的，她牙痛，牙医正检查她的嘴。在伊朗他从没见过父母接吻，这是一次值得记住的文化震撼。

卡拉米扎德在德国长大和接受教育。在他眼里，父亲是个“很棒的人”。“他在我生命中是影响最深远的人，也非常支持我的事业。”说起父亲，卡拉米扎德有些感伤。

父亲在两年前去世了，只看到了《空网》的粗剪素材。他喜欢德国的生活，老年时越来越思乡。“根在召唤你。”他回去伊朗几次，没有定居。

“在德国，我也是一个他者。”卡拉米扎德告诉我。《空网》的男主角也是处于边缘地带，几个场景里，他站在窗户的后面。

“这也是我的感受，你属于一个地方，又不属于。”他说起自己的难民经历，“你是社会的一部分，又不是。这种感觉来了又去。”

身份问题长久存在着。它来自生活经验，可以是昨天浮现的，也可以追溯到幼年。行为粗俗的人可能是个种族主义者，也可能只是心情不太好。在伊朗，“视觉上跟他们是一样的”，但他的行为举止、社交方式又是不同的。女儿混血，他跟她说德语和波斯语。

卡拉米扎德想以《空网》来表现更普遍的问题。故事通过阿米尔的选择渐次展开，他与女孩纳吉斯相爱，但为保守的社会风俗所限，只能私下交往，无法公开恋爱。他们选择早早结婚，母亲去提亲，却又为女方家人要求的高昂彩礼阻挠。

阿米尔与上司据理力争，被粗暴解雇，市面上没什么工作机会，只好去渔场打工。接下来他要面对一个又一个困境。“做了一些错误的选择时，他在世界里是非常孤立无援的。”卡拉米扎德有意把生活和大海都拍得越来越暗淡。

在他看来，阿米尔和纳吉斯实际上不大合适。两个人沉浸在甜蜜的恋情中，可以无视性格与阶层的差距。现实生活中，伊朗的离婚率居高不下，2023年达到了历史高点。结婚率本来就相当低，离婚率更是超过40%。失业、通膨、教育、宗教、性别意识变化以及地方文化，种种因素深刻影响了伊朗社会的婚姻状况。

卡拉米扎德也注意到，大城市夺走了年轻人，他们来来去去，不知道究竟该做什么。阿米尔身处边缘，一些场景里站在窗户后面，疏离于摇摇欲坠的生活。纳吉斯的家长更喜欢来自德黑兰的富家子弟。导演认为这些问题是全球性的。

像他的生命历程一样，影片不可避免兼具着伊朗与德国的元素。配乐就是由伊朗和德国的音乐人合作完成。弓弦乐器卡曼查营造了悲怆和紧张的气氛，它在伊朗与邻国阿塞拜疆存在了一千多年，占据了两个国家音乐文化的核心位置。卡曼查能够表达神话、戏剧等多元的内容，与德国的交响乐形成了强烈的相互映照。

多元化是种电影趋势。即将代表德国竞逐奥斯卡奖国际影片奖的《神圣无花果之种》，就是一部波斯语电影。而德国导演维姆·文德斯导演的日语电影《完美的日子》，将代表日本参加同一个奖项的争夺。

《空网》是2024年德国电影展的开幕影片，卡拉米扎德在现场与中国观众交流。（2024年德国电影展供图）

海洋会吞噬人

卡拉米扎德着迷于人的决定，为什么作这个决定而不是另外一个。他想通过电影创造一个世界、一种境况，不去判断，只是了解这些事情为什么发生，身临其境、感同身受。

水的意象在影片中越来越清晰。海洋给人提供食物，也会吞噬人的生命。靠海吃饭的渔民群体折射着社会现状，有老板、打手，也有被欺凌和剥削的人们。这是一个男权、父权的世界，等级分明。他想观察，一个对此一无所知的年轻人闯进去，会遭遇什么。

阿米尔带着骄横和莽撞的性情，但起初是单纯和正直的。这个不断变化的故事兼容了恐惧、妥协和失落，种种市井里的短暂挣扎。

《空网》取景于伊朗北部的港口城市安扎利，毗邻黑海。安扎利比德黑兰更传统，旅游业和渔业很发达。国家垄断了鱼子酱售卖，片中的盗猎鲟鱼是个危险行当。安扎利很美丽，但他不想把电影拍成明信片。他要的是电影提及死胡同，“把这种无望展现出来”。

电影拍了一两个月，太多事务要准备和处理，拍摄总会中断。拍摄又赶上疫情，双方的应对政策不同。伊朗团队不熟悉德国的做法，过去连厨师都要签协议，实在一头雾水。总之，影片磕磕绊绊地拍完了。

扮演阿米尔的哈米德·雷扎·阿巴西本来做招待，经过了一段演艺培训就加入了剧组。演了另一部电影之后，他又回去咖啡馆工作，也兼职做模特，像个斜杠青年。女主演萨达夫·阿斯加里已经具有丰富的表演经验。

影片想在伊朗上映的话，片中的恋人要严格避免身体接触。摩托车后座上的纳吉斯把手放在自己腿上，努力地保持平衡。他们不能亲昵，也不能跳舞。在独立电影的推动下，伊朗电影的表达空间在慢慢变大。不过卡拉米扎德不愿意给演员们带来麻烦，会注意种种“红线”。他知晓年青一代生存不易，他们要寻找自己的生路。

现实生活里的情侣会放松一些，纳吉斯大概会自然而然地揽住阿米尔的腰。不过，未婚男女身体接触或接吻，被人看到还是可能惹麻烦。在德黑兰比较高档的社区，大家就自由许多。外省的风化更为拘束，单身青年有可能租不到公寓。人们会琢磨，他为什么不和父母住呢？女朋友造访几次，屋主都要出来交涉。

基于当地的社会背景，卡拉米扎德开始营造《空网》的故事。

《空网》取景于伊朗北部的港口城市安扎利，毗邻黑海，展现了当地的渔业。（2024年德国电影展供图）

荒谬是生活的一部分

阿米尔的原型是导演的表兄弟。他先去了格鲁吉亚，后来回到伊朗，因此损失了一笔钱。后来他又去德国，在那边的特斯拉工作，生活还比较顺利。1970年代末伊朗社会鼓励生育，形成了一个生育高潮。孩子们长大了看不到未来，因此很多年轻人流失了。

“最终我寻找的一个视角是像我的这些表亲们或者我的家庭，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伊朗年轻人，最终我们都想逃离。”卡拉米扎德说。

卡拉米扎德很小就对艺术和摄影着迷，但并不清楚未来该做什么。“我不是那种八岁就说要拍第一部电影的人。”他直到19岁还非常迷茫，只是在父亲开的超市帮忙。小城里有位摄影师和他家关系不错，正好助手离职，问他要不要接替。

“我马上说，好。”摄影成了他的工作，他拿到相机，去工作室洗相片，和那位摄影师学习关于摄影的一切。他又在影视行业做助理，接下来是拍摄短片，获得国际奖项。一步一步上升，他知道自己喜欢电影，并且相信自己能够实现心之所想。

他喜欢王家卫，在电影的一些闪回中能看得出些许影响。就题材来说，渔夫生活也令人想起罗伯托·罗西里尼的《火山边缘之恋》。他受众多导演的影响，同时在寻找自己的语言。“我不知道能不能做到，但这是目标。”

《空网》在镜头和对话上颇有些巧思。渔夫头领问阿米尔会不会游泳，他回答：“像一条鱼。”影片一开始，他就恶作剧，游泳时不知所终，让纳吉斯惊恐不已；他还参加渔民们的赌博，靠高超的游泳技术赢一些小钱。

生活一直带着危机四伏的气息。他搬运的婚礼蛋糕异常高耸，几乎摇晃起来；而这场婚礼也差点不了了之。欢乐慢慢褪去，失落日渐增长。影片末尾他走回停滞的建筑工地，远眺大海，场景令人不安。他似乎准备自我了断，但结局是开放的。这条鱼来自大海，又消失在大海。

卡拉米扎德让角色走进了死胡同。他想表达加缪式的哲学观念，阿米尔处于西西弗斯那样的境遇。配乐就有一首名为《西西弗斯的神话》。生活是荒谬的，但导演相信自杀并没有意义。电影像寓言：“明白这种荒谬是生活的一部分，去面对它。”

阿米尔在渔场遇见的作家叫奥米特，波斯语里是希望的意思。他因为试图离开而葬身大海，希望消失了。阿米尔决定追随他，那么希望又将重生。

卡拉米扎德举出一个例子，他不喜欢课后帮父亲工作，就会琢磨：为什么他不是个有钱人呢？放学了，我为什么不能去踢足球呢？大概就是命中注定，摄影师来了，让他走上了现在这条路。回过头看，那些无聊的时光终究是有意义的。

这是采访临近结束时的一个问题：“如果全家没有离开伊朗，你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觉得不会拍电影了，会有其他经验，做其他选择的。”他想想，嗯，不知道，至少还是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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