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末，我从天津市调到北京中国戏剧家协会书记处，主要是管《戏剧报》的编辑审稿工作。解放前我也曾在文艺界工作多年，但我还没有强烈感觉到文艺圈工作的复杂性；无论思想上或人际关系上，我还比较单纯，缺少经验。

一

1956年，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上演了一出新的话剧《同甘共苦》，是岳野的新作，由孙维世导演，舒强、于蓝、刘燕瑾主演，受到观众的欢迎。不少人认为这是解放后作家解放思想敢于揭露矛盾的力作，在《戏剧报》上也曾发表过称赞的文章。工作所系，当然我也去观看了。我这个人有个“毛病”：大家说好的，我总想去挑点毛病；别人批评的，我反而要找出些好处来。我第一次去看《同甘共苦》时，感觉戏写得不错，很吸引人，演员阵容一流，导演更没的说。但我思想上总觉得有些别扭、不顺，主要是剧本内容引起我这种看法。

现在可能有不少人，当年是看过演出的。这是一部感情戏，故事写老干部的三角恋爱。男主角（舒强饰）是党的高级干部，女主角之一（于蓝饰）是抗战时期的知识分子，女主角之二（刘燕瑾饰）是党的高级干部前妻，农村妇女。剧本故事情节也并不复杂：抗日战争期间，一个年轻人告别新婚的妻子参了军，从此杳无音讯。他的妻子也参加了抗日后勤工作，成了妇女积极分子，但夫妻二人因战乱而失去了联系。男青年又在抗日队伍中认识了一位知识分子女干部，而且结婚生子了。这种情况在那个年代是相当普遍的；这是战争环境所造成的，也无可非议。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三人相逢了。这时男青年已成为高级干部，遇到前妻既抱歉又难堪。他发现前妻已成为进步分子，而且对他的再婚也毫无怨言，相反还百般照顾他，使他十分感动。抗战妻子开始有些嫉妒，但慢慢看到这位前妻既能干又贤惠。两位妻子都觉得自己应该退出，但男的却不愿意。于是便成了一夫二妻，相安无事（剧情内容我没有再查证，只是记忆）。如果在旧社会，这当然是好事，难得三人都是好人，识大体顾大局。可当时新中国成立不久，正在宣传一夫一妻的新婚姻法。于是我心里提出了问号：这样的戏不是违背婚姻法吗？而且那位高级干部同时应付两个妻子，使我感到不可思议。最后我得出自己的结论：这个戏的主题思想不健康；虽然演得好导得好，观众也喜欢，但不能提倡而且应该批评。于是我提笔写了一篇剧评文章，洋洋洒洒写了三四千字，说该戏思想不健康，违背婚姻法，还给老干部脸上抹黑。总之是一棍子打下去了。文章登在《戏剧报》上，这多少会引起圈内人士的吃惊。孙维世和岳野的名气都不小，活动能量也强，而我是刚到北京来的新人。不几天就由剧协艺委会召集了有关《同甘共苦》座谈会，到会的人不少。我当时还认为只是讨论一下交换意见，我已发表了文章，也没有必要再多说了。在会上还真有争论，开始时都还心平气和的，轮到孙维世发言时她声色俱厉地指着我说：你不就是掌握舆论工具吗？怎么就这样胡言乱语给人扣帽子？新生事物出来不容易，你一棍子就想打死呀，你是什么评论家，一窍不通！当时我都懵了：没想到会这样。我的个性也倔，见她如此，便回了一句：你是了不起的大专家，批评不得吗？座谈会变成吵架了……本来我和孙维世认识很久了，相处得也不错，这一下成了“仇人”似的，见了面都不说话不理睬。我的心里也很不是滋味，怎会这样呢？不就是一篇剧评吗？但我也没有认真再思考我的文章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不久，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忽然给我打电话，叫我吃午饭时去西花厅。我去了，到了西花厅一看，维世已经坐在那里和她的邓妈妈亲热交谈着，我一见这情景不知所措，也就坐下来。过不一会儿就开饭了，公务员提来两个饭盒放在桌上。邓大姐和周总理的饭菜从来就很简单，倒是给我和维世的那两份又多又好。这时周总理进来了，维世是干女儿，很亲热地叫爸爸。总理很客气地先和我握握手，便让我们吃饭，也没说什么话。饭吃完了坐在沙发上，总理笑着说道：我听说你们两个人当着不少人的面打起来了？维世笑着不说话，我倒是吃惊地看着他们，说：没有呀，怎么可能打起来呢？不过是对一个戏有不同看法而已。总理哈哈笑起来：我的情报又准又快，真的没打？维世说：打了，不过是嘴仗。邓大姐这时才发话：你们都是老党员了，不会各自多做自我批评吗？都认为自己全对了？她说话时表情很严肃，但很平和，没有责备我们的意思。我觉得很难向维世道歉，这件事好像就过去了。我和维世也和过去一样了。就在这时候，戏剧圈忽然刮起一阵风，既批评《同甘共苦》，又批评别的有创意的剧本和演出。比如青艺演出的《瘦马记》，南京演出的《布谷鸟又叫了》，等等。这时我才真正感觉到我的无知。我的文章居然引来了一股“极左”风——应该说这股风从来就有，是我的不知不觉中起了推波助澜的坏作用。我想做个自我批评也无济于事了。到了反右派时，这些作家们都被批判成为右派分子，这时我才知道自己犯了大错，但根本无能为力去挽回什么了。这件事成了我数十年来的一块心病。我一直感到对不起维世和岳野，当时确是出于无知，但也不能原谅。

我和孙维世1937年在延安就认识了，那时候大家都称她为大小姐。她年轻漂亮，是从上海到延安的电影明星，她比江青名气大，因此在那时候江青对她埋下了嫉妒之心。她在延安演的第一个角色是话剧《团圆》的女主角，沙可夫写的剧本，左明导演。维世是女主角，大小姐的名气可能由此而生吧。林彪也追求过她，但维世对“首长”并不感兴趣，这也引起了叶群的忌恨，以致几十年后她被人害死。1939年孙维世即去了苏联留学，直到全中国解放前夕才回国。新中国成立后她就成为著名专家导演回到北京，在那段时间我们没有什么接触，我和她母亲任锐成了好朋友，她小姨任均和我在鲁艺是同学，所以我和她一家也还是顶有缘分的。在抗战期间任锐因为身体不好曾到重庆治病，那时我正好已调到重庆工作，我受恩来同志的嘱咐照顾老大姐，所以与她感情很好。解放后我在天津工作时，任锐又在天津治病，那时维世到天津看望和照顾她母亲，我常常与她见面，一起去看望她母亲，直到她母亲去世。不久我也调到北京工作，而且都在戏剧圈里，那次矛盾很出乎我的意料，当然很快也过去了。其实我对她的艺术才能一直都很钦佩，她的为人、她的勤奋，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解放不久，由廖承志领导创建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在当时这是一个很有实力的剧院，孙维世是总导演，其他导演有不少，另有金山、石羽、杨露曦等著名演员。青艺与北京人艺成为当时在首都最有实力的、演出数量最多、质量最好的剧院。当然这两个剧院的演出风格完全不同。

孙维世在青年艺术剧院排演了俄罗斯及苏联的名剧，如《凡尼亚舅舅》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曾轰动全国，在教育年轻一代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在艺术创作上也非常成功，成为一时的典范。孙维世还在中央戏剧学院办起了导演、表演艺术训练班，请来苏联专家列士里等人作教授，这使全国的话剧艺术都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孙维世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话剧事业创下的业绩是无可否认的。

60年代，毛泽东对文艺界“两个批示”发表了，刹那间全国乌云密布，狂风暴雨骤然而至。知识分子，特别是文艺工作者立刻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在这种气氛下，孙维世很快就组成一支队伍深入到东北大庆油田工地，与广大工人群众同吃同住，体验生活，并写出了反映大庆人的剧本，不久在北京上演。虽说剧本和演出效果都不是很好，但其心可鉴。不幸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来临，北京乱了，全国乱了，我当然也已被关入牛棚。时有各种消息传来，听说孙维世被捕了，当时这样的消息不足为奇，不想维世从此杳无音讯。五年后，1970年我从干校回来第一次见到邓大姐，她告诉我，维世已经离开人世，并被说成是自杀的。邓大姐很愤怒：死不见尸，怎能说是自杀呢？我心里明白：维世是被害死的。维世这样一个乐观、聪明、勤奋的人，竟落得如此下场，真让人心酸。虽然事情已过去数十年，但我仍然不能忘怀。

二

我和金山认识是在1942年，当时他刚从南洋回到内地重庆。他本来也是戏剧圈里比较有名的人物，回到重庆不久即被郭沫若选中饰演《屈原》剧中的主角屈原。抗日战争期间，40年代重庆的话剧演出非常活跃，而且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在《屈原》之前，郭沫若的《棠棣之花》演出已经非常轰动。郭沫若也就此开始了他的历史剧创作高潮。当时《屈原》是很受关注的，因为《屈原》演出的成败，关系到重庆左翼文化运动的兴衰成败。作为中共代表留驻重庆的周恩来特别关心文化运动尤其是话剧。而郭沫若和周恩来的关系非常亲密：郭老写《屈原》剧本时，每写出一幕之后都会送给周恩来看并征求意见，在排演中选择导演和演员也都是相互议论决定的。周恩来推荐金山演屈原，所以他特别关注。我也受命时常去排演场地观看排演情况，因此与金山很熟悉。有一件事使我记忆犹深，一次，周恩来要我约金山到红岩咀八路军办事处谈话，我们约好在上清寺的车站会面，一起坐公共汽车到化龙桥，然后再坐马拉的三轮车到红岩咀。当时我已经知道他是地下党员，但并不相认，因为他是单线和夏衍联系的，虽然经常见面但交谈不多。那天坐在三轮车上，他非常兴奋，滔滔不绝地和我谈起他们在南洋一带宣传抗日的情况，他忽然站起来，高声呼喊：我要回家了！又特别向我声明，红岩咀办事处就等于他的家了。当时我很惊讶，在国统区怎么可以这样忘形呢？我连忙让他赶快坐下来，别再胡乱叫喊，虽说在乡下也难说万一遇到麻烦的，他连忙笑说对不起，我说不是对不起，而是要注意自我保护。他才又开怀大笑起来。

那次周恩来约他到红岩咀办事处，主要是谈他应该如何扮演屈原角色，特别嘱咐他，要很好研究体会郭老剧本的思想内涵，又能用形体和语言表达。那天午饭后，周恩来专门把办事处的同志召集到“救亡室”来，听金山朗诵《屈原》剧本中的“雷电颂”，这件事使我久久难忘。

在重庆时，金山和张瑞芳合作演出《屈原》后又共同主演了曹禺改编的《家》，由舞台上的感情变成真实生活中的感情，两人正式结婚了。不久金山利用他的社会关系，组成了实力很强的话剧团“中国艺术剧社”，在当时重庆的舞台上占到龙头地位，排演了许多新创作的话剧。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们又在一起到东北接收长春电影制片厂，还拍摄了《松花江上》，成为文艺圈中一对幸福的模范夫妻。

新中国成立后，我和金山在北京有了更多的接触。我被调到中国戏剧家协会以后，分管的工作主要是组织戏剧创作，先主持《戏剧报》（时间很短，只有一年），随后则长期主编《剧本月刊》，组织推动全国的戏剧创作。这一工作有十余年之久，我虽不曾写过一个剧本，但与不少剧作家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就像一般所说的“为他人作嫁衣裳”。我对这项工作十分喜欢，常常不分昼夜地看剧本，也没感到枯燥无味，好像比自己写作更有兴趣。金山正是在剧本创作过程中与我关系亲密起来的。

为了积极反映工农兵的生活和历史，金山写了话剧《红色风暴》，从收集材料，酝酿写作，讨论剧本和人物，我参与了不少，在这期间我了解到金山是一个对工作、事业非常认真的人。那时候写工人运动的话剧尚未有一个成功的，他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于是找到了五卅运动这个历史材料。他要创造一位工人运动领袖人物顾正红，但在写作过程中，发现资料太少，倒是领导工人运动的知识分子施洋大律师的历史资料不少，同时金山被施洋的事迹深深感动，认为没有施洋的参加与领导就不会有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那么要写这段历史，写这段历史的重要人物，应该是施洋还是顾正红呢？在意识形态关系极为复杂的60年代，这是一个大问题：知识分子怎么能够成为历史的主人翁呢？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年代。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施洋大律师当然是知识分子，而且是很大的知识分子，怎么能在我们的舞台上作为英雄人物出现呢？于是这一创作就出现了大问题；而当时《剧本月刊》是全国性的发表剧本有权威性的刊物，好剧本都在这本刊物上先发表，然后流行全国。于是金山只好找到我这个老熟人，有一天他突然约我去他家聊天，说是有事要商量，并说维世也在。我已经知道他在创作工人运动的剧本，也不敢怠慢，骑上自行车上他家去了。那时他们已住在原铁狮子胡同了。到了他家，发现金山满脸愁容，而维世则默默坐在他身旁。我看见他们一脸严肃的样子，觉得有点可笑：你们这两位大艺术家怎么啦？找我来有何贵干？维世拉我坐在她身旁的破沙发上说：金山的剧本写不下去了，这个剧本的主角到底是谁好呢？历史上是施洋大律师，可他是个知识分子，难道他能领导工人运动吗？现在看起来很可笑的事，那时却是个大问题。我直直地望着他们两位，脑子在急转弯。我突然说，两个都是主角成吗？没有工人领袖当然不能成为工人运动，但没有思想领导也不成呀，马克思主义难道不是知识分子介绍到中国来的吗？只要是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不就成了吗？金山笑了，但忽然又愁容满面，说历史上资料太少。于是我和维世给金山打气，我们纷纷议论，都把对方拟作假想敌，争论不休整整一下午，当然不会有结果，但最后金山显得有点把握了。

《红色风暴》这个戏，金山预备自己作为编、导、演全面开花，虽未到披阅十载的艰辛程度，但也折腾了两三年，先是在《剧本月刊》上发表了，随后在天津话剧团排演，一面在天津体验工人阶级生活，一面在排练过程中不断修改。又是一次突然的电话，金山请我去天津观看《红色风暴》连排，说已经准备在天津市工人俱乐部为工人阶级兄弟首场演出并听取意见。金山坐着汽车接我一起赶去天津看彩排，一直到凌晨4点才回到北京。金山很兴奋，说为天津市的工人阶级兄弟演出了几场，反响相当强烈，还没有听到什么异议，所以准备在北京青艺排演该剧。我看完后感觉很不错，在处理施洋和顾正红两个主要人物上花了不少心血，也写得很引人入胜。青艺在当年演出了《红色风暴》，也很受欢迎，不久以后改编为电影《风暴》，应该说反映工人运动的电影很少，这一部是不错的。

“文革”开始后，金山的日子当然也不好过，但维世被捕后他还在剧院挨批斗，那时他的最大罪名是混入党内的坏分子、假党员。而且他的党的直接领导人是周恩来，造反派大为恼火，对他穷追猛打，要他交代知情人，于是我被牵扯进去了。青艺造反派们就找到戏剧家协会的造反派，对我又穷追猛打，几无宁日。我如实地告诉他们：金山确实是党员，但他的直接领导我可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因为周恩来同志在重庆负责的工作太多，联系的人亦很多，我是不可能了解的。经过许多次对我的呼叫追问，我当然还是无法回答。没办法继续拷问的情况下，他们让我说出金山什么时候到过重庆办事处，如果去过就是找周恩来同志了，这样的问题，我亦无法回答。于是造反派让我回忆周恩来什么时候在重庆，以便与金山交代的材料核对。我说：周恩来同志离开重庆或返回重庆的日子都会在报纸上登载，你们可以去查找。造反派又把我吼叫一通，我只好答应凭记忆可以写下大概的年份。没过两天就传出消息来，说我公开写了周恩来总理的黑材料，剧协的造反派当然又把我猛斗一番，弄得我一头雾水。当我知道是我写的“年表”被写成大字报张贴在青艺大院后，我只好请造反派们亲自去看看，才知道是什么黑材料。那时候这种乱牵乱扯的事太多了，不足为奇。直到1970年我从湖南干校回到北京，隔绝六年之后再见到周恩来总理和邓大姐，周恩来总理一脸严肃地对我说：听说你还写过我的黑材料？我不知所措，无言以答，邓大姐赶忙说：那是有人打你的小报告哩！我也顽皮地说：您说我写过，那就算是写了吧。就是那次见面，邓大姐愤怒地告诉我，维世是被迫害致死的。

“文革”以后，大约是1982年，金山忽然找到我在南河沿的家。虽然那时彼此的消息还是知道，但一直没有来往，这次突然见面，大家都分外兴奋和快活，感到有多少话要说。他主要来和我谈论他在有生之年还要做什么有意义的事。那几年我知道他从牢狱出来，身体很不好，才是第一次见面，我们一直聊了整整一天还没聊够，相约几天后再见，孰料没过几天，却听到金山因突发心肌梗塞而离世的消息，真是世事难料啊！

三

已经几十年了，关于金山与孙维世的恋爱史，我始终未能释怀。他们恋爱结婚那段时间，文艺圈中传闻多多，都说金山是“浪荡子”，又说维世是插足的第三者，拆散了金山与张瑞芳的美满家庭。其实并非如此。事实是，金山是在离婚之后又和维世恋爱结婚的。他们结婚那天我曾去祝贺，邓颖超作为主婚人出席而且有赠礼、有祝福。在那段时间生活过来的人都知道，周恩来和邓颖超两人在这个问题上是非常严谨的，不管是对他们自己，还是对他们亲近的人。如果维世做错了，邓大姐不可能原谅更不会去祝贺。虽然这不是什么大事，也已过去几十年，现在更无人会议论什么，但我既然知道内情，觉得还是应该为他们作历史的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