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智取威虎山》在广州演出前一天晚上，剧组排练全剧，第一场我刚唱到第三句，嗓子突然没声音了。粤剧老一辈艺术家红线女女士陪我去医院，找了位老中医。看脉之后，他说不用吃药，是身体过于虚弱引起，建议不演出时吃朝鲜参，演出时吃西洋参。听了这话，我只能苦笑。红线女女士看出我的苦衷，说她家有参。我很感激，但是不能接受。后来，是接待单位在广交会给我买了。
第一天演出的下午，我嗓子仍未恢复。军宣队研究后，让《海港》剧组朱文虎同志到《智取威虎山》剧组做准备，让我化好妆到时看情况再决定。快开演时，我嗓子恢复了，而且特别好。演完了，工宣队丁恒竹却说我存心捣乱。太气人了，我这处境还敢吗？我一夜没有睡着。
谁知第二天演到第八场《计送情报》最后一段流水时，不知什么缘故，唱到一半，我脑子一片空白，一句词也想不起来。胡琴不住地拉，我张不了嘴。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有点紧张，主要是心情不好，演戏的时候脑子全想别的，很混乱，就在想自己将来的路怎么走。幸亏观众寂静无声，上天保佑我想起唱词的最后三个字"凯歌扬"，总算下了台。可是第三天同一地方又同样忘词，观众知道我忘了词，还是没有一点喧哗。我感谢观众的体贴关怀，可是从那时候开始，每逢演到这里，我都极为紧张。
广州演出快结束时，于会泳宣布《智取威虎山》剧组要到北京拍京剧样板电影，这是样板戏第一次拍电影。
拍电影和舞台演出不一样，总要有点改动。
首先从第五场《打虎上山》开始改起，一个重要的改变就是要加上马舞。为了这，动员了北京京剧团、中国京剧院、中央舞剧院、《红色娘子军》芭蕾舞剧组，加上《智取威虎山》剧组，一共设计了五个方案，先是让我都学会。我刚学会，于会泳又让我吸取这些方案中的精华，再设计出适合自己的方案。连学带练再编，这马舞整整花了半个月时光，对我来说是个下马威。经过反复研究，我搞出了拍电影的马舞方案。为了能使方案通过，我日夜强化练习了整整八天。为了练好马舞中的大跳、摔叉等舞蹈动作，大家午休了，我还在院子的铁晒衣架上，用绳子绑上滑轮吊腿。过度疲劳和大量体力消耗，有时小便带血，但是我这戴罪之人不敢张扬，只去医务室要了消炎片顶过去就算了。为了拍这戏，虽然损伤了身子，所幸的是终于通过了。这一阵，每天只有四小时睡眠，练功拍戏之外，还要一日三餐为剧组洗刷碗筷，这也是立功赎罪的一部分。
于会泳找我和沈金波谈了，想把西洋乐队用在《打虎上山》中。我说好，你试吧，我赞成。这能加强时代气氛和人物唱段的感情深度，特别主题曲是《解放军进行曲》，西洋乐铜管伴奏会增强雄壮的感觉。于会泳显示了他的才能，我一听，这曲子写得真好，可算京剧史上最完美的音乐与舞蹈相伴的唱段，也算我参与艺术创作以来最喜爱的唱段。
这一场搞好之后去录音，要给她听，看行不行。在钓鱼台就放我们唱的这个。我倒板唱完。她就说，哎呀，这个颤音打得太好了。这个颤音是谱子里没有的。我们演员不是传声筒，把谱子拿过来，要经过对剧本、人物、作曲的理解，还要看我们自己如何处理。她能把这个摘出来，说明这个人懂戏。
她比于会泳强，于会泳有点霸道。她有点神经病，要是真敢说，真提得合理，她接受。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智取威虎山》里杨子荣举枪打灯，一枪打俩的那个动作。她要于会泳传达，就说打灯要来一个卧鱼儿。卧鱼儿是旦角的身段。《贵妃醉酒》杨贵妃有一个脚杯下卧，就是卧鱼儿。我想这是女人的身段，整个人往台上一躺，"啪"打一枪，美是美了，但是不英俊挺拔，放在杨子荣身上不合适。我在院子里就跟于会泳说，这个有点不恰当。他瞪着眼睛质问："你说什么，这是首长指示！"我一看这阵势，不能跟他说，他是领导我怎么跟他争呢，算了算了！
那一阵，我们这些人晚上经常被召去人民大会堂开艺术讨论会，讨论对样板戏有什么想法。坐在那儿，我憋了半天，实在憋不住。要是不说，我就得卧鱼儿了，不然不就是对抗了嘛。大概快散会了，我说您这个想法是好的，让杨子荣美一点。但是根据您另外一个指示，杨子荣一动一个造型，一动一个亮相，那挺拔就不够了。跟她说话，也不能直接就说上去了，得用她自己的话说圆了，我就这么说了。她坐在那儿看着我，就问，那你有什么设想？我们搞创作的难点在于要自己动脑子设想，如果我推翻了她这个动作，我必须有五个动作顶在那里，五个设计搁在那里。我确实有些想法，就边说边比划，这样那样，好几个动作，其中有一个现在用的跨腿打枪。谭元寿、浩亮表示同意，大家都是演员，知道台上怎么回事，都认为这个跨腿打枪合适。她就说，就照这个吧。她不像于会泳，她懂要搞好戏，蒙人不行，谁有道理得听谁的。在这些地方，我觉得她比于会泳强。
于会泳有的时候不讲理。排《磐石湾》的时候，土匪拿刀一刺，他指示：要抓住他的手！我说，老于，你学过武功吗？我举了个笑话的例子：小偷摸进了一家去偷东西，那媳妇要丈夫抓小偷鼻子，结果一抓一个空。我说手也是一样，一拳头打出去，谁抓得住？谁有这么大的手能把拳头抓住？我跟他说，你让我抓拳头不合理，得抓手腕。
《智取威虎山》小分队滑雪时有一个蹦上去跳下来的动作，排练的时候怎么也和音乐合不上。指挥的就说演员笨，我说这个不是演员笨，是谱子的关系，谱子上没有把空间写出来。当时于会泳不在，但是这个话传给他了。下午紧急集合，我们坐在那儿，于会泳来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什么空间、时间，什么意思？"我一听，完了，冲我来了。我说，是我说的。什么意思呢？人跳起来到落地，中间有个时间差，这个时间差你在谱子里没有预留，刚跳起来还没落下来，音乐已经过去了，这不是没有把时间、空间预留出来吗？他嗯了半天，不说话了。后来改了谱，演员与音乐一下就合上了。于会泳就这样，别人提不得一点意见。
拍《智取威虎山》电影初期，我和演小分队队员的李维汉住一屋，他几次和我聊天都是欲语又罢。一天他终于憋不住了，问我听到了什么没有，我说没有。他告诉我，他听到消息，要把我换下来，还说是他在《白毛女》剧组的女朋友听到的。我听了心里一惊，让我明白了自己的处境，他们仍在物色演员，一旦有了胜任者，我将再入险境，与姐姐共享挨批斗的日子。这是于会泳的既定方针，我惟一的生路只有尽一切努力把杨子荣演成功，命运逼我只有拼、拼、拼啦！在紧张的改戏和分镜头的工作中，我日夜防范步步留神，等待着厄运降临。
每当工作进入关键时刻，工宣队丁恒竹就要找我谈上几句，要我继续思考自己的问题，我的交待还没完。看来我扮演了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我的性质却是个"牛鬼蛇神"。我真不知犯了什么罪。新中国成立时我还是个十四岁的清白孩子，在社会主义旗帜下成长，后来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他们为什么非置我于死地不可。
答案终于有了。一次工宣队丁恒竹问我，为什么要整老于。这把我弄糊涂了，我什么时候整了于会泳？原来，1966年我刚认识于会泳。对他的作曲才能，大家都很敬重。剧组一位同事，总务丁方容告诉我，于会泳和一位女演员过于亲近，让我劝他注意一点。我与他并无深交，岂能莽撞地和他谈。但是我和导演关尔佳交情好，他和于会泳是连襟，亲戚好说话，我就转告了关尔佳。这事我没有四处宣扬，也没上报领导，而且纯属好心，没想到竟生了祸患。
我恍然大悟，看清了于会泳为人本质。难怪戏刚改好，关尔佳就被送回上海，踢出了样板团。亲戚尚且如此，何况我呢。我预感到今后日子不会好过，于会泳已经是江青的红人，虽然还没有当文化部长，已经是文化部门的实际统治者而大施淫威了。大家都看到杨子荣在台上的风光，又有谁知道台下的我却生活在阴影中呢？
影片《智取威虎山》是第一部样板电影，可说是样板戏的试验。吸取我们的经验教训，拍摄其他戏时就可少走些弯路。改戏工作越来越紧迫，日夜三班练功排戏之外，还经常要开会讨论解决问题。每次散会时已经天亮，我和沈金波同志有时就在地安门附近喝碗豆浆吃根油条就直接上班练功了。我感到非常疲劳，也只能咬紧牙关坚持。我也为自己担心，到电影开拍时我能支撑得住吗？只有靠上天保佑了。
一次她在人民大会堂召集《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剧组领导和部分主要演员开会。她说，《智取威虎山》三个小时，这太长，要为观众着想，删繁就简改在二个小时之内。大家都感到不容易，戏从剧本到音乐、到表演，已经千锤百炼了，再要减去一个小时，真不知从何下手。我想借此让编剧章力挥、刘梦德回到剧组工作，大着胆子提出剧组没编剧。她就问编剧的情况，军宣队说刘梦德在牛棚里，章力挥不知在哪儿。她下令，如果刘梦德没什么问题就解放出来。接着她提到了我，说童祥苓已经检查过了，不应该再揪着不放。这是个信号，说明又没物色到演杨子荣的，所以她亲自宣布我的解放。此后，工宣队口气就稍有缓和了，说我改正得不错。我说，我这个臭知识分子洗掉臭味需要很长时间。工宣队居然说不臭不臭。说实话，我的思想包袱并未减轻。
听说上海解放了刘梦德，却不见人来，于会泳让我、关尔佳、沈金波三人成立小组改编剧本，说这是上面指示。我们三个拿着剧本，面面相觑。这工作做得好没功劳，做不好就有罪。虽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可我们怎么也顶不上，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下不去第一刀。干坐着也没用，她的指示不办也不行，只有大家分头搞方案。
深夜，我没有一丝睡意，脑子里一直想着怎么办。想来想去，就想如果能把杨子荣的台词减掉，其他的就有办法了，因为他在整个戏里占十分之七，如果能在这个人物身上减掉三分之一，那么整个戏的时间就能减掉一个小时了。这样就先拿第四场开刀。这场戏人物不多但时间长，其中反复的唱词都可以删掉。于是我熬了一个通宵，把零碎没用的情节和重复的台词统统删去了，还写明了理由，总算把第四场改好了。第二天，我们三人仔细推敲了一番，就交给领导上报她。
报告交上去了，我们像等候法庭审判一样坐卧不安。沈金波有一句话，"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觉得我们真是又可笑又可悲，这哪里是搞创作，简直是活受罪。一个艺术工作者要用大部分精力去应付非创作的干扰，怎么能不是悲剧。两天后，批文总算下来了，命令我们就按照此方案类推，一场一场搞下去。
真走运啊，沈金波请客，买了两瓶啤酒和花生仁，三人一起边喝边唱着"今日痛饮庆功酒"。
《智取威虎山》改戏时不管大改小改，都要演给他们审看。有一次修改后在首都剧场演出，第四场一结束，我就得赶第五场《打虎上山》，非常紧张。因为只有一个前奏音乐的间隙时间，得脱下军装换上匪装，还要记住一些改动的地方，待上场唱"穿林海"倒板时，气还没喘过来。刚要出场时，陈金山同志一把拉住了我，把联络图递给我。幸亏有他提醒，否则又该是演出中的大问题。
演出结束后开会，我就检查了这事。刚检讨完，工宣队丁恒竹又把我拉到纲上了，宣布今天大家讨论童祥苓文艺"黑线回潮"问题。可能大伙儿没明白发生了什么，不知道说什么好，十分钟过去了，没有一个发言的。他想借助军宣队救驾，然而军代表贺剑跃只说了句散会。
回到招待所，我吃不下夜点，闷坐在书桌旁，心里憋气，只想到院子里去狂吼一阵，发泄心头长期的压抑。为了塑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形象，五年来我付出了极大的脑力与体力，错在哪里？为什么给我那么多的精神压力与摧残，试问苍天，人间公道何在！一阵头晕，我什么也不知道了。
朦胧中听到有人在呼唤我，睁开眼一看，保健医生李大夫和军代表老贺在床边。李大夫说我昨晚昏倒在地，她用针刺我鼻下人中，我一点儿反应也没有，军代表老贺守了我一夜。我望着他们无比感激却无言相对。在军宣队同志的竭力保护之下，我才度过那些屈辱的日夜，任凭天昏地暗，有"杨子荣"在我身边，我感到莫大安慰。
1970年《智取威虎山》彩色电影摄制完成了，欣慰中，我却回味着其中的苦涩。
拍《打虎上山》时，导演谢铁骊要我用真驳壳枪。我戏装穿的是单丝绸裤，在打虎时拔出枪后，有一个用大腿打开枪栓的动作，驳壳枪栓上有个齿轮，当我表演这个动作时一阵剧痛，枪栓齿轮不但撕破了裤子，也在我大腿上深深划破两条口子，鲜血直流，后来才换了假枪。
舞台上演这场戏，为了表现飞舞自如，杨子荣穿的大衣是用极轻的尼龙丝面料做的。拍电影子，电影厂说为了真实，给我做了一件厚呢面真皮里大衣，足足二十斤重，而且要求我和在舞台上一样跳得潇洒。《打虎上山》一场，从前奏开始到唱完大段唱段是两个长镜头。拍摄时恰好是六月份，天气炎热，还用高倍聚光灯对着我，却不许开冷风。这始终让我百思不解。因为唱段音乐是先期录音，念白和锣鼓是后期配音，现场根本不存在同步的问题。明知电影厂在整我，也只能咬牙干下去。也不知拍了多少遍，每一遍下来内衣都是水淋淋的，里面的衬衣都来不及晾干，不得不放到锅炉房去烤，回头穿上时还是烫乎乎的，还没拍就快出汗了。谢铁骊导演却要求我别出汗，因为最后是特写，在林海雪原上不能出汗。我实在忍无可忍，说按他的要求，最好把我放到冰库里去。最难受的，是江青要求镜头里我要出眼神光，电影厂就在摄影机镜头前安装一只专照我眼睛的两千瓦聚光灯。我的眼睛长时间受强光刺激，一到晚上就充血。为了不使我的红眼睛在彩色片中"曝光"，每次开拍前就点辛佛林收缩血管，但拍完后，由于瞳孔放大，我看不清东西。直到现在，我的眼睛还留下了后遗症，晚上充血和看不清物体。
这部电影浸透了我五年的泪水和血汗，于会泳仍然不忘记我。他指导下写的文章《论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发表在1970年《红旗》杂志，其中说有一个主要演员，犯了严重错误，经过挽救重新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后来有人告诉我，于会泳不仅把我赶下舞台了，还想重拍《智取威虎山》，把我从银幕上也赶下来。我们这批人搞现代剧的时候，还没有他，他是半道进来的。"四人帮"都有这个毛病，最好趁早说不知道。我们这批人好像是元老，他对我们有点忌讳。后来他都换了年轻的，把我们都赶出去了。于会泳本事非常之好，但品质非常之坏。依我讲，于会泳的中西合乐，他谱的京剧唱段，到现在很少能赶上，这是他了不起的地方。"文化大革命"当中，他开始是京剧院领导小组成员，后面变成市革会委员，又当上文化部长，走权术，行霸道，跟着"四人帮"了。
光阴似箭，转眼间我年已耄耋了，回想起来倒应"感谢"，正是他们的迫害证明了我的清白历史。
【童祥苓（1935年3月-2024年12月2日），江西南昌市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京剧代表性传承人。京剧演员，工老生。童祥苓8岁时开始学戏，先后向刘盛通、雷喜福、钱宝森等学艺，后又拜马连良、周信芳为师。1957年童祥苓调到上海。1965年童祥苓奉命调到京剧《智取威虎山》剧组，饰演该剧主角侦察英雄杨子荣，这也成为他艺术生涯最有代表性的角色之一。1970年在全国公映的彩色影片《智取威虎山》，是第一部被搬上大银幕的“样板戏”，童祥苓在该片中饰演侦察排长杨子荣。1976年5月11日童祥苓随上海京剧团赴日本演出。1993年童祥苓决定提前退休，回家开店，面馆开了8年后，2001年因为饭馆生意越来越难做，童祥苓把它转了出去。2008年5月29日，参加四川汶川地震全国戏曲界抗震救灾义演。晚年的童祥苓不时参加京剧演出。2024年12月2日，童祥苓在上海去世，享年8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