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4日下午1点22分许，知名作家琼瑶在家中离开人世，享年86岁。同时，她的社交媒体上发出了一封“遗书”，向所有关注她的朋友娓娓道来，她为何作出如此决定。
在“遗书”中，琼瑶提到了她最喜欢的两个字是“翩然”，这个词代表的含义是“自主、自在、自由”的飞翔，所以她选择翩然地离开人世。
琼瑶写道：
“‘死亡’是每个人必经之路，也是最后一件‘大事‘。我不想听天由命，不想慢慢枯萎凋零，我想为这最后的大事‘作主’。”
在这封信的结尾，琼瑶还强调，年轻人千万不要轻易放弃生命。
如何选择生命结束的方式，又一次回归到公众舆论的中心。
安乐死到底应不应该合法化？
这个问题自进入21世纪以来，便在全球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时至今日，大多数国家都在法律实践上明确表明了反对态度。
但对于那些亲眼目睹过自己的至亲，被那些无力挽回的恶性病痛摧残着走向死亡的人来说，这样的规定在那种毫无质量与尊严的生命面前又不免有些残忍。
当死亡无可避免时，面对那种无人可以忍受的巨大身心痛苦，我们是否拥有提前体面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利？
关于这个问题，今天要为你推荐两本深度阐述相关问题的好书，第一本是《不愿活下去的人：关于死生的特别报道》。
作者凯蒂·恩格尔哈特是一名记者和纪录片制片人，她耗费四年时间跟踪了六件真实案例， 展开了数百场访谈， 深入地下自杀组织“解脱国际”，记录那些曾经想一了百了的人的心路历程和结局。
她用一个个深入一线的数据和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自杀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困难得多。
另一本书是《死亡如此多情：百位临床医生口述的临终事件》，书中的每个故事均来自国内一线临床医生的口述，还原了一个又一个感人的生死现场。
在临近生命终点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真实的情感折射着人性的光辉与阴暗。我们借此可以重新认识身体和心灵、痛苦和疾病，以及生命和死亡。
这些真实的故事，让我们得以了解死亡和医药的局限，也揭示了如何有尊严地走到生命终点。
国内外两本书截然不同的讲述，不约而同地指向了人类文明自诞生以来就已经存在的母题——我们如何面对和接受死亡。
01
面对死亡时的抉择：
是好好死去还是不得好死？
安乐死是否应该合法化的法律讨论，早已经进行了数十年。
1997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决了2起分别来自华盛顿州和纽约州的协助死亡案件。这2起案件中，大法官们一致认为，医生协助死亡并不是美国宪法中规定的一项受到保护的权利。
法官们更多地考虑的是“保护弱势群体——包括穷人和老弱病残——免受虐待、忽视和错误伤害”方面的权益。
滑坡论已经成为世界各地反对死亡权的思想支柱，即一旦承认有限的死亡权，就不可能对其加以控制。
比如，生了病但还没病入膏肓的人，精神上有病但身体上没病的人，老、弱、残。批评者警告说，最后一定会出现滥用，滥用在穷人、不情愿死去的人、妥协了的人、感到害怕的人身上，就连害了单相思的16岁男孩都可能会卷入其中。
当然，也有其他地方有不同的看法。1995年，澳大利亚北领地拟将安乐死合法化。尽管该法律在2年后被联邦政府废除，但全球格局正在慢慢发生变化。
1998年，来自世界各地的“自杀游客”开始在瑞士死亡，在那里，协助死亡已经合法化。2002年，荷兰和比利时都将安乐死合法化了；后来，卢森堡也加入了这一行列。
大约在同一时间，英国43岁患有运动神经元疾病的戴安娜·普雷蒂，为了争取自己的“安乐死”权力打了近两年官司。
黛安娜说她想结束自己的生命，但她做不到，因为她脖子以下都瘫痪了。她说，这是她的合法权利，法律剥夺了她尊严死的权利。黛安娜想让她的丈夫杀了她——她想确保丈夫不会因为谋杀而入狱。
2002年4月，在最后一次上诉失败的那天，戴安娜在伦敦通过语音模拟器对一群记者说，“法律剥夺了我所有的权利”。
一个月后，她在数天的极度痛苦中死去。《每日电讯报》报道，她“以她一直害怕的方式”死去。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尼尔·戈萨奇在其著作《协助自杀和安乐死的未来》中指出，允许协助死亡的法律只要存在，就会给伦理道德带来极大腐蚀，让我们一头冲向毫无价值的死亡和强制的杀戮。
但纸面上理论争论毫无意义，一旦因为病痛的折磨走进生命中的垃圾时间，几乎所有人都会思考的问题是：我究竟是选择好好死去还是不得好死？
02
为什么有的人会成为
“不愿活下去的人”？
《不愿活下去的人》的写作开始于2015年的伦敦，那时恩格尔哈特还是一名新闻记者。那一年，英国议会要投票决定是否将医生协助死亡合法化。
她就这个主题做了一些报道，还跟几个同事合拍了一部纪录片。她想知道，立法规定一种全新的死亡方式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似乎对我们如何理解生命的意义，以及理解我们觉得自己有义务遵守的社会契约，都至关重要。
凯蒂·恩格尔哈特
恩格尔哈特在转而关注美国及其《尊严死法》时，发现能找到的数据比她预计的要少得多。
从那时开始她便意识到，如果想了解这些病人，就需要找到他们，和他们一起度过他们用来策划自己如何死亡的生命片段。
她后来遇到了一些其他类型的病人：即使在医生协助死亡合法的地方也并不满足法定标准，但仍然想死的男男女女。
他们说，他们都有绝对合情合理的原因。他们得了慢性病，他们很痛苦，他们年老体衰，他们正在变得精神错乱，他们不想活得像他们的父母那样久、病得那样厉害……
在交谈中，他们会说到“理性自杀”，这种终结生命的方式至少在理论上并非出于冲动，也并非由精神疾病所激发（即“绝望自杀”，是自杀的绝大部分原因），而是在经过极其冷静、清醒的数学计算，做了成本效益分析之后的决定。
很多人都说，他们遇到了法律的限制，于是只能在法律之外寻找解决方案，有时候，他们得到的帮助来自亲友。也有时候，人们通过互联网得到一些小型但往往组织严密的秘密团体的救助，有些活动家称之为“地下安乐死”。
4年间，跟恩格尔哈特交谈过的有好几百人，他们跟协助死亡有各种各样的关联，有的在法律范围内，有的则在法律之外。
“我碰到的那些人想死当然是因为他们生病了，但也同样因为精神上的痛苦、孤独、爱、羞愧、很久以前受到的创伤，或者渴望脸书上的粉丝认可自己。有些人的动机是因为钱，或者说因为缺钱。”
他们并非都讨人喜欢，并非都容易相与，甚至感情上也并不总是清晰可辨。在面对死亡时，他们并非都很勇敢。他们所遭受的痛苦，并非都能给他们周围的世界带来有意义的经验教训。
有时候，他们虽然极度痛苦，却毫无意义.
03
医学和技术并非万能
懂得生和死，才能更加珍惜生命
生老病死是人生的必经之路，必归之途，每个成年人应该提前预习。当我们真正面对死亡的时候，少有人能保持住理智。
为什么我们会惧怕死亡？为什么我们会惶恐不安？既然死亡对人来说不可回避，那么从死亡的阴影下摆脱的唯一方法就是了解死亡，认识死亡，然后正视死亡。
而每年发生死亡最多的地方，正是医院，目睹死亡最多的人，是医生。《死亡如此多情》中所有的讲述，都来自一线医生，他们见过许多生命的最后时刻，有人选择放弃治疗，有人乐观以对，也有人惶恐不安。
《死亡如此多情》中，记录了一个年轻患癌女孩蓉为自己设计葬礼的故事。
这个故事的讲述者是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血液科医生陈勤奋，蓉是长她两届的校友，她们都热爱着席慕蓉的诗，一见如故，成了好朋友。
蓉一直很瘦弱，腹痛反复发作，任何药物都无济于事，而手术的诊断结果是：晚期癌症，广泛转移。
蓉日渐虚弱，听音乐、听广播都会使她体力不支。在死神面前，亲友真的无能为力了，大家只能尽量使她快活。
后来，蓉的腹腔布满肿瘤，已经很久不能进食了。疾病并没有改变蓉浪漫、乐观的天性，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蓉提出为自己设计葬礼。
她从自己的影集中挑选了一张着装鲜艳、面带阳光般微笑的照片，请父亲去照相馆放大，镶上相框。
蓉跟好友商量着，为自己选好了一套美丽的衣服。
陈勤奋医生写道：“看着她脸上一如既往的开心笑容，恍惚间，我仿佛以为是在帮蓉挑选出嫁时穿的婚纱。”
她请人写好了悼词，还拜托好友代她写一份告别辞。好友拿着写好的告别辞给她看，蓉说很喜欢，开心地笑起来，仿佛是在开着愚人节的玩笑。那份告别辞后来被打印出来，当朋友们看望她时，她就发给每个人。
蓉的告别辞标题是《请让我快乐地前行》，是这样写的：
“值得欣慰的是，我还有健全的大脑和心智，我的意志也一直没有被摧毁。即使在这最后的时刻，我的眼泪常常会情不自禁地流出，那也不是因为悲伤，不是因为对离开人间的恐惧，而是因为很多无法用语言表述的情感。”
医生兼好友陈勤奋后来回忆，她对那一段日子刻骨铭心的记忆，居然只有兴奋，没有悲戚，因为她们俩都那么热切地在做一件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设计一个告别人世的仪式。
书中一位医生表示，医生不仅掌握现代医学的高科技治疗手段，同时也清楚现代医学的局限。
“因此我们不能只考虑如何延长病人的生命，也要考虑病人家属的感受。通过对病人病情转归的详细分析和解说，让病人家属能够理智接受一个既不让病人忍受过多痛苦，又能让自己于情于理都接受的治疗方案。这就要求临床医生不仅要在技术上治疗病人，还须从心理上、情感上给予他们支持。”
既然生老病死是一种必然，那么，每个人都需要学着接受，然后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开始下一段旅程。
04
尊严等同于控制括约肌
死亡为了避免失去尊严
无论是恩格尔哈特遇到的那些计划去死的人，还是医生们每天相处的生命处于倒计时的人，他们在生命行将结束时都会产生对绝对控制权——或者可能只是一丝丝控制权——的这种渴望，而这关系到免遭病痛折磨的渴望，关系到自主权。
但恩格尔哈特遇到的大部分人来说，选择在计划好的时间去死，最主要的还是关乎“尊严”。
当然，尊严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情绪。
恩格尔哈特在为《不愿意活下去的人》采访病人和垂死的人时，有时会问他们一些关于尊严的问题。
她采访过的很多人都把尊严等同于控制括约肌。他们说，到他们把屎尿拉在裤子里，或是必须让别人来帮忙擦屁股的时候，他们的尊严也就丧失殆尽了。真的就这么简单。
看来，就算人们难以准确定义尊严究竟是什么，在有什么事情让他们觉得有失尊严时，他们内心还是知道的。
对他们来说，为死亡做个规划往往是为了避免失去尊严。他们认为，没了尊严会让他们感到羞愧、屈辱、无力、压抑、自私和丑恶，无法再举止端庄，经济开支也会高得离谱，还会觉得不堪重负、不合理或不真实。
在《死亡如此多情》中，也谈及了尊严这个词，不少医生秉持着相同的看法：让死者走得更有尊严，痛苦更少一点，是活人应该尽的一项义务。
一个健康的人、有清醒头脑的人，应该推动并满足病人的善终权，只有活人做好了，在他死的时候才能享受到这种善终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