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飞虎《西安事变》饰演老蒋，国民党中将看完评价：背后直冒凉气

新中国第一代特型演员里面，若论谁出身最好，那自然非“委员长”的特型演员孙飞虎莫属了。

孙飞虎1941年出生于上海，他祖籍徐州，曾祖父当过清朝的官，后来调动到南方任职，便以上海为家。

到了他祖父这一辈，正好赶上清末民初的嬗代，觉得继续走仕途殊为不保险。又受到当时江浙地区经商风气的影响，于是便弃官从商，借着自己父亲留下的余荫，各种官商勾兑，生意做得是不亦乐乎。

等到了孙飞虎父亲这一辈，已经在上海扎根第三代，开始不满足于父辈的传统生意了。他自认为是开化的文明人，一心羡慕西方社会，于是便自学英文，考入由英国人把持的上海江海关当职员，成了喝着洋墨水的洋行雇员。

洋人的企业，待遇从来都是高的，孙飞虎的父亲负责验货、报关、查税，每月的工资是几十块银洋，除外时常发点红包、津贴什么的，而当时两块银洋便可以买一担米。

孙飞虎生在一家外国人的医院里，以此也可见他家当时的境况不赖。事实上，他父亲当时在上海滩是公认的高等华人，住在租界里海关大楼的五楼，那座大钟楼现在还是上海滩明显标志，电影电视里不知拍了多少回。

按家谱上的序列，孙飞虎是关字辈，他姐姐叫孙关凤，妹妹叫孙关林。据说，在生他的前一天，他父亲做了个梦，梦见自己正和孙飞虎的母亲吵架，一转脸，看见孙飞虎的母亲膝下蹲伏着一只虎，吓出他一身冷汗，于是半梦半醒之间便为还没出世的儿子命了名：孙飞虎。

作为家中的独子，孙飞虎从小在家里享受的都是祖宗级别的待遇。

吃饭前，碗筷都是父亲小心翼翼递到他手里，就这他还爱接不接；菜上来，别人不许先动筷子，得等他先过目一遍，有爱吃的荤菜得放在他面前；吃饭时，若是吃出不合胃口的菜，那么一家子都得做好捡拾碎碗碟的心理准备。

长到七八岁，孙飞虎简直是越来越不像话，稍微不顺她的心意，不管是谁，抬手就打，张嘴就骂，还不听人劝。出了门，无师自通一副恶少的形象，满世界的撒野，读书也没心思，级是留了一次又一次，学是转了一个又一个，每到一个新学校不久，总有家长领着鼻青脸肿的孩子来投诉。

父母溺爱，性格乖戾，按照老一辈三岁望到老的经验，几乎可以断定孙飞虎长大后不是地痞就是无赖。但是隔了两辈又让他撞上的改朝换代改变了他的命运，新中国改造人的本事在他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孙飞虎八岁那年，上海解放，他父亲被扣上了“洋奴”的帽子，这他认了，毕竟确实给洋人干了几十年的活。可随之而来又被打成“国民党残余”，这整得他父亲莫名其妙，这黑锅可不能背，遂坚决不认。但对方直接把证据摆了出来——在国民党逃跑没来得及带走的花名册上面，清清楚楚记录着他是国民党党员，还曾经担任区党部委员等职务。

虽然这事几十年后查清了，是国民党玩的“反间计”，但当时却实实在在地让孙家受了一阵苦。房子不能住了，保姆辞退了，母亲可惯于打牌搓麻将的手上，现在换上了糊纸盒的工具和织手套的针线。

突然间的家道中落，一贫如洗，把孙飞虎的聪明劲给扳到正道上了，他开始发愤读书，自寻出路。

过去的留级生一下子被逼成了学习尖子，初中考进了上海市长熟中学，高中又被招进了上海中学。上海中学在全上海都是顶呱呱的，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学校的牌楼还是蒋经国奠基的，大多数老师是英美留学回来报效母亲的，连苏步青都在上海中学教过书；设备也好，学生有

校服，教室是阶梯形的，物理化学实验室的仪器比现在的大学还先进。

家境中落给孙飞虎带来的改变不仅仅是学习成绩这一条。

报考空军，孙飞虎各方面条件都不错，就因出身问题去不了，这一来，逼着他把文化成绩挤进了全班前两名。

同学中的小团体都以根正苗红划界，这又逼着孙飞虎打破友谊封锁，拼命展示自己。

开运动会，他抢着报名。上了场像遇到饿极了的猎人，免子般地撒开腿跑，就为了讨得一两声喝彩。到头来，他中长跑代表上海中学参加了全市运动会，争了个前四名还破了区纪录。

文娱活动中自然也得设法露两手。舞蹈队伴舞，他瘦长的鹭鸶腿满台蹦跶鄂尔多斯舞，还真卖弄出点边疆民族风情来；没钱买贵重乐器，他就找个被不计其数的人用过不计其数次的破口琴，整天搁在嘴边，直吹得口腔溃烂，嘴角流脓，最后还上台表演过独奏；戏剧组排演《火烧赵家楼》，他也上台分了个角色，刻苦认真的程度连上海戏剧学院来辅导的老师都大为感动。

这些广泛的爱好，仅仅只是孙飞虎为了表现自己，显得合群而顺带培养的而已，他最喜欢的还是理科，故而第一志愿便是清华大学的工程物理系。

那么孙飞虎最后又是怎么走上演艺道路的呢？

让我们把时间指针拨回到高考前夕，上海中学正在组织高三生预考。

孙飞虎对自己很有信心，老师们也认为他考上清华很有希望。正当他在考上笔走龙蛇之时，老师把他叫出考场： “你出来，别考了。”

孙飞虎听完脑袋发木，张口结舌道： “为什么？我又没作弊？”

“别怕，是好事”，老师说着将事情娓娓道来。原来是上海戏剧学院将在上海中学提前优录两名学生，孙飞虎正是其中之一，简而言之，就是孙飞虎回去等待开学，不用参加高考了。

这下孙飞虎倒是不乐意了，他可是剑指清华，未来登入物理的殿堂，可不想当一个逗人乐子的“戏子”。老师们见一时劝不住，就找来他母亲做思想工作。

孙飞虎小时候有多么顽劣，现在就有多么孝顺，对于老母亲而言，什么物理戏剧她也分不清弄不懂，他只认最现实的户口，当得知报考上戏以后出来仍然会留在上海时，老母亲二话不说就替孙飞虎拍了板，对此孙飞虎只能苦笑遵从。

孙飞虎直到晚年，每当看到电视里国家表彰物理学家时，仍然忍不住从心里冒出“彼可取而代之”的情绪，为自己当年没有坚持进清华园而遗憾。

孙飞虎读的是上海戏剧学院1964级表演班，班上共有20名男同学，8名女同学。开学的第一年，全班大多数时间都在练习如何穿“皇帝的新衣”，还为这种行为取了个非常富有文化气息的名字——无实物练习。

这是典型的无中生有。给你一个空盘子，要你做出吃得有滋有味的表情；送你一张手纸，教你找到大额支票在手的感觉。冷的，让你说烫，烫的，让你演得使周围人都感到冷。

二年级练小品，得把以假乱真的东西串起来、动起来、连贯起来；到了三年级，就让你整出戏地冒名顶替还不许脸红。

孙飞虎个子高大，长相老气，故而在排戏的过程中，被分配到的角色都些边缘人物。包括但不限于——排演二战剧目，别人演英武堂堂的瓦尔特，而他只能演背景板一样的盖世太保；排演抗战剧目，别人演觉悟高尚的党代表，而他只能演只有两句抱怨台词的老赤卫队员；难得碰到一个以他为主角的剧目，他欣喜若狂，以为总算是时来运转，排练时才知道原来是契诃夫的独幕剧《蠢货》。

到了毕业之年，正好上级提出“到边疆区，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的号召，孙飞虎最终没能如母亲所愿就近分在上海，而是去了之前听都没听过机会的贵州。

关飞虎在贵州省话剧团一待就是十多年，期间他便在贵州结婚生子，此时他已经三十好几岁。

在他新婚燕尔之际，社会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反映出的就是文艺阵线上的百花齐放。

如果要论近代改变历史走向的事件，西安事变绝对名列前茅。可是长期以来，这一体现出共产党人折冲樽俎，努力斡旋各方，营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事件却没有在银幕上展现出来。作为事件的主角之一，据说周总理在世时，就多次提出要拍摄《西安事变》，还没来得及了却心愿便与世长辞。

为了完成总理遗愿，改开之初，北京电影制片厂准备拍摄这部历史巨作。但是刚筹备到一半，牵头人崔嵬便因病去世。

接下来由北影副厂长成荫挑起了这副担子。

对于他来说，这是个公私兼顾的差事，于公而言，拍出一部历史巨作，告慰历史，告慰先烈；于私而言，他的岳父申伯纯当年乃是杨虎城将军的交际处长，全程参与了西安事变，乃是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岳父生前的夙愿就是能够把西安事变搬上银幕。有了这两层因素，又怎能不让成荫忘我呢？

有岳父的家学渊源在，关于西安事变的相关材料典籍成荫并不缺，但是能够完全体现出事变双方领导人风采，形神兼备、惟妙惟肖的演员却成了大问题。尤其是老蒋的特型演员，别人推荐和毛遂自荐的成荫试镜了不少，但不是外形差距太大就是演技太差。

“老蒋”是西安事变中的核心，这个角色演得好与坏，直接影响整部剧的质量。

就因为“老蒋”的特型演员问题，剧组专门组建若干海选小组，准备撒向全国，到各地海选特型演员。

这时候，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导演易东林向成荫推荐孙飞虎，并给他看了几张孙飞虎的定妆照。成荫当时并没有表露出太多兴趣，只是说： “让他来试试戏吧。”

恰好孙飞虎的同学冯淳超正在北京拍摄《陈毅出山》，在其中扮演陈老总，他见过孙飞虎扮演的蒋介石，评价不错。听说成荫正为“委员长”人选发愁，便力荐孙飞虎。

这下成荫来了点兴趣，他指示剧组和贵州省话剧团打长途联系，尽快调孙飞虎来京试戏。

看到这里大家可能有点疑问，为啥提到“老蒋”，大家都不约而同想起孙飞虎呢？因为孙飞虎所在的贵州省话剧团前不久排了部《西安事变》的话剧，同样也是我党方面的人物确定后，找不到扮演“委员长”的演员。刚好团里面有个演员过去是国民党中校，见过老蒋，他向导演建议让孙飞虎来试试，因为孙飞虎体型和老蒋较为接近。

导演抱着死马当作活马医的心理，让人给孙飞虎化妆。没想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出现了，把头发推成光头，孙飞虎的头型竟然和“老蒋”惊奇的一致，再穿上国民党军装，这下全团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贵州省话剧团的《西安事变》一经公演，立刻在当地引起轰动。当时还是七十年代末，离全国解放才过了三十年，老一辈的人大多都还在世，好多原来的见过老蒋的国民党起义将领都称赞孙飞虎演得像。国民党贵州绥靖公署副主任陈铁曾与老蒋共事整整两年多时间，他对孙飞虎说： “看了你的戏，背后直冒凉气。”

贵州省话剧团版的《西安事变》在贵州全省连演一百多场，场场爆满，大多是冲着“委员长”来的，孙飞虎成了当地不大不小的明星。渐渐地，孙飞虎演得像“委员长”这个消息就不胫而走，为圈内人所知。

故而才会有易东林和冯淳超在成荫面前的交相推荐。

孙飞虎接到试戏邀请之后，便在团里的催促下坐飞机直奔北京，他下了飞机后，特地找了个理发店，把刚蓄起来的长发咔嚓咔嚓剃掉。第二天，如约去北影试戏。

他一进屋，把帽子一摘，成荫的眼睛便骤然亮了起来，竟能如此相像。

他马上叫来“周总理”的特型演员王铁成给孙飞虎配两段戏。

这是中国银幕上的“周总理”和“委员长”第一次历史性的握手。

戏一完，成荫一拍大腿：就是他！

他还和周围的人开起了玩笑： “怪不得我们找不到委员长，原来他躲到贵州去了。”

当天晚上，成荫便兴冲冲地给编剧打长途电话，乐滋滋地告诉他； “委员长”找到了，咱们这部剧可以开拍了！

成荫是个非常求真务实的人，离正式开拍还是一两个月，他就给孙飞虎下了“禁足令”——从现在开始，你就着手准备角色。

关于孙飞虎即将扮演的这个角色，成荫首先定下基调： “老蒋是一个有头脑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作为演员，你要力求找到他的原型，把他当成一个活生生的人来演，不要丑化，要有艺术的客观性。”

为了增加感性知识，孙飞虎开始寻找蒋介石的原型，他采访国民党原高级将领，收集各个时期蒋介石的照片，去档案馆调阅蒋介石的手令，同时到电影资料馆的片库观摩珍贵的历史纪录片。

渐渐地，老蒋在他脑海中的形象丰满生动起来，不单单只是些脸谱化的刻板面孔。

比如老蒋是日本的士官生出身，平时很讲究仪态，但早年也曾浪荡风月场，因此染上梅毒；比如老蒋中年清心寡欲，不抽烟不喝酒不喝茶，只喝白开水，自苦已极，但是却对身边的亲属宽限纵容， “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围绕着他攫取大量财富。

而且老蒋还是一个脾气捉摸不透的人。

据《西安事变》的编剧郑重所说，老蒋每年元旦会邀请手下亲信参加晚会，受邀者可以带两名同伴一起赴宴，以示恩宠。

有一年元旦，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也受邀在列。戴老板很发愁，到底该带上谁呢？不能不带，但又不能乱带，戴笠思忖半响，总算有了眉目。

当天晚会会场，老蒋一出现，现场掌声雷动。

接着老蒋按照往年规矩挨桌向亲信敬酒，以示宠信。

临到戴笠这桌，戴笠起身向老蒋介绍自己带来的两个同伴

“这位是孙铭九先生，”话音一落，举座皆惊。孙铭九是张学良的侍从官，西安事变就是他带人在骊山抓住了老蒋。戴老板今天把他带来，这不存心让委员长难堪吗？

没想到蒋放下酒杯，一把抱住孙铭九，很是亲热： “你是英雄，中国也只有你敢抓我，我敬你一杯。”

随后，戴笠又起身介绍第二位客人： “这位是张国焘先生。”众人再次惊讶，这可是共产党的要员，虽说投靠过来，委员长也并不喜欢呀！

老蒋又是殷殷举杯，向张国焘敬酒。

第二天，蒋在酒宴上的举动便被舆论传媒广为宣扬。蒋成功地表现了一次自己：不计前嫌，温颜待人。

孙飞虎如饥似渴在浩如烟海的影像文字资料里感悟揣测老蒋的为人，有时甚至到了魔怔的地步。有时一连几天装病不出屋，一边喝酒一边琢磨，设计一种动作，就在房间里疯疯癫癫地来回走。上了床，脑子里蹦出一种方案，还会一骨碌翻身下地。

不疯魔，不成活，孙飞虎如痴如狂的表演，使得《西安事变》的拍摄圆满完成。

《西安事变》电影公映后，在全国引发极大反响，这是老蒋第一次作为相对温和的反派走上银幕，所蕴含的意义重大，甚至连邓公看过以后，在某次内部谈话中还专门提到了这部影片——《西安事变》拍得很好，国民党人物演得都很生动，尤其是蒋介石，演得很成功。

这是来自最高层对孙飞虎的赞誉。

孙飞虎初登银屏，便凭借着在《西安事变》里的精湛演技一举斩获了第二届金鸡奖最佳男配角奖，这可比“毛主席”的扮演者古月要幸运得多。

大家都知道，《西安事变》整部剧里基本上都是老戏骨，飙起演技来那是没话说，在演技相差无几的情况下，就只能从别处寻找加分项，比如——角色是否为自己配音。

历史上，老蒋说一口地道的宁波话，好多人别说模仿，连听都听不懂。但方言在孙飞虎这里就完全不是问题，他是上海人，打小就会宁波话。而且按导演组的要求，剧中老蒋说宁波口音的普通话即可，否则观众根本听不懂。这就更给了孙飞虎发挥的空间，一口宁波普通话，说得比上海话还流利。

而古月相比之下就相形见绌多了。他也是个努力刻苦的人，为了模仿毛主席的湖南话，他专门跑了好多趟韶山，但仍然模仿得不够惟妙惟肖。

作为第一部反映“西安事变”这一历史事件的电影，《西安事变》不仅仅火遍全国，甚至火到了海峡对岸。据台湾友人所说，《西安事变》在台湾上映后，蒋经国特地抽出时间，津津有味地看完了全片。

这时，旁边人不失时机地凑趣询问道： “您觉得这位演先总统蒋公的像不像？”

蒋经国嘴角弯起弧度，笑而不答，只是看似无意地评价起别的演员：“那个谷正纲演得不像。”

旁边人心领神会，这不正是拐着弯暗示孙飞虎演得像吗？

最后，蒋经国评价起这部电影：“中共对西安事变这段历史的描绘，是比较公允的。”

孙飞虎出名后，经常去上海浦东的老母亲那儿小住几日，老母亲每次看到他就摇头叹息，一个劲自责：“都怪我，养了个儿子偏偏长得像老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