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劝大家先放一放迫不及待想吵架的心，先耐心听我讲一段LGBT文化史的沿革历程，然后自然会对标题提出的问题有一个确切的答案。
首先，开幕式中法国大革命的段落让我感到热血沸腾，直接表达法国人民筑起街垒，把统治阶级吊路灯的历史，不愧为革命老区的伟大传承。这些内容我会单独写一篇文章。
本文集中关注中国观众在社交网络普遍抱怨“辣眼睛”的片段——LGBT+的相关内容，比如图书馆3p、异装舞蹈等，让不少网友表示颇为不适。甚至于有网友总结出，各国官方的解说员都在这个情节中，表达了“震耳欲聋的沉默”——就连法国自己都是。
整部开幕式的主线就是法国文化大巡礼，这一段致敬的法国大师导演特吕弗的代表作《祖与占》，这部电影之经典，让《戏梦巴黎》也频繁致敬；同时也有另一位大师导演让-吕克·戈达尔代表作《法外之徒》的影子。
现在社交网络上介绍特吕弗和戈达尔，通常用“新浪潮”这个名词，我觉得这个名词还不够，他们就是旗帜鲜明的左翼导演、革命导演。
我在骂王家卫的这篇文章《王家卫的背叛》开头就讲了这两位大师的故事：
1968年，由中国文化大革命引发的全球共产主义运动高潮传播到了法国，革命老区法国人民纷纷走上街头，拿起武器、构筑街垒、学生工人市民大串联，希望重现巴黎公社的荣光，史称“五月风暴”。
而五月份正值一年一度戛纳电影节举办，在电影节现场，知名导演弗朗索瓦·特吕弗（又译为楚浮）跳上主席台大声疾呼：
“我们的人民正在受苦，而你们却大言不惭地坐在这里夸夸其谈！”
随后特吕弗发出呼吁：拿起你们的摄影机，走上街头，去拍摄人民，去拍摄革命，去拍摄历史！
他的呼吁获得了在场电影人的热切响应，戛纳电影节评委纷纷辞职，参展影片纷纷申请撤展……让·吕克·戈达尔、路易·马勒、罗曼·波兰斯基、阿伦·雷乃、米洛斯·福尔曼、克劳德·勒鲁什等等这些在电影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宗师们，也都纷纷表达了对特吕弗的支持。
未到戛纳现场出席电影界的查理·卓别林、斯坦利·库布里克、罗伯托·罗塞里尼、奥森·威尔斯和路易斯·布努埃尔也联名发信，表达了对现场电影人们的支持。
卓别林大师特别声明，如果有电影人因为抵制这次电影节而受到法国当局的迫害，那么他将永久收回自己被戛纳电影节收藏的电影底片拷贝。最终，这一届戛纳电影节被迫取消。
戈达尔对此评价说：虽然电影人放弃了奖项，但是我们赢得了历史！在其回忆录中，戈达尔骄傲地宣称：“我革过戛纳的‘命’！”
这就是法国这一段文化的革命道统、左翼文脉，能够在巴黎奥运会开幕式上展示，能够让大家重温那一段历史，我是倍感欣慰的。
但是，也必须指出的是，对于那个时代文化大师们思想的复现，过于肤浅、过于单调，局限于“形式主义”的模仿与致敬，甚至有一些“修正主义”的意味在。
左翼革命者们反对封建卫道士式的桎梏，是生活与社会方方面面的【解放】，并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同性恋、性自由和滥交。
为什么左翼的先辈们会拍同性恋题材的作品，因为欧洲因为宗教原因，有着两千年迫害同性恋的历史，比如王尔德、图灵的故事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两位人类历史上闪耀的灵魂，都因为同性恋而入狱。
但是，对中国观众而言，我们历史上从来没有迫害过同性恋，甚至我们历史上对于“龙阳之好”之类的同性之爱，都是非常宽容和包容的，所以很难带入理解欧美文化中的“拨乱反正”。
简而言之，所谓“新浪潮”中诸多同性恋题材作品的内核是反封建、反教会、反右翼。
最为关键的是：欧洲进步主义浪潮为同性恋发声，是建立在更大框架下为一切被剥削者、被压迫者发声之下的，一个很细分领域的内容。无论是特吕弗还是戈达尔，他们又不是只拍同性恋啊，他们还拍过很多弱势群体、无产阶级、穷人、边缘人口的内容。
那个进步主义激昂高歌的年代是全方位的进步，包括一切弱者、被压迫者、穷人。
我在《日本“共产主义阵营”的四次大分裂》这篇文章中提到过一点，日本对于残疾人士的保障，是日本新左翼领导的运动，是轰轰烈烈的日本文化大革命之下的一个很小的成果——
还有很关键的一个知识点是，60年代进步主义对“弱者”全方位的拨乱反正，是建立在以全面清算法西斯主义为目的的基础之上的。
需知：被纳粹关进集中营的，并不仅仅是犹太人。纳粹集中营大屠杀发生年代较近，而且是史无前例的有组织、有规模的“工业化屠杀”，所以数据材料齐全，在史学界没有任何争议，以下是纳粹集中营牺牲者构成：
共死亡一千二百万人——六百万犹太人；四百万苏军战俘；一百五十万西欧共产党人、工会积极分子、左翼游击队员；几十万吉普赛人、黄种人、妓女、残疾人（同性恋被认为是残疾人的一部分），这几十万中还包括“懒惰的、不努力工作的人”。
敲黑板划重点了啊，纳粹可是会把“不努力工作的人”送进集中营的，现在社交网络上有些人尬吹元首简直笑嘻了，真希特勒来了你上班摸鱼都得被抓起来。
再举一个东方的例子，日本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红小将”一代宗师坂本龙一，其电影代表作《战场上的快乐圣诞》，就是一部同性恋题材、内核是反战法西斯反军国主义的作品。
那个年代一系列作品中的同性恋都有强烈的解构主义象征意味——解构右翼、解构法西斯、解构父权制。
对于现在的“政治正确”乱象，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类比：犹太人对于大屠杀的“遮盖”，就像LGBT对于整个进步主义的“遮盖”一样，都是以一个部分取代了整体。
所以，对巴黎奥运会开幕式，我很欣喜地看到了法兰西革命灵魂的传承，但也悲哀于LGBT“修正主义”对于革命思想的剥离和矮化。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也不是滥交和异装癖的狂欢节，对同性恋的【解放】是在一切剥削和压迫之【解放】的内核之下的，而不是要用辣眼睛的视觉刺激让大家忘记【解放】和【革命】所超广义的范畴。
正所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法国的“左”搞滥交异装癖形式主义狂欢；中国也有不少所谓的“左”公开叫嚣“为了民族复兴必须996”“以大局为重工人不能获得罢工权”，咱谁也别嘲笑谁。正视问题，inner peace。
即便不从政治角度，单以审美而论，也并不是说“同性恋”题材就一定要用如此夸张的服化道来表现。曾经的同性恋作品都是把他们当做一个“跟我们没有任何区别的正常人”来看待。
而近年来走火入魔的LGBT艺术路线，都是通过奇装异服甚至审丑来吸引眼球，说到底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歧视”，从骨子里还是没把性少数当“正常人”。
正如我在《民族解放，民主，女权，环保运动——被窃取的四大左翼进步议题》这篇文章中所述：
二十世纪四大进步议题，就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背景之下，以阶级斗争为指导思想的：民权民主运动，民族解放运动、妇女解放运动、环境保护运动。这曾经是左翼最鲜明的符号。
但是，随着新自由主义的版本更迭，以及1976年之后国际共运的全面式微，这四大左翼进步议题被全面窃取了——
民主被弱化与自由混为一谈，同时经济民主已经无从提起；民族解放运动矮化为了种族议题，和各种令人反感与无意义的政治正确；妇女解放运动变成了女权运动甚至扭曲与LGBT混为一谈；至于环保运动，本来是指向帝国主义和跨国资本集团的利器，被矮化为了宠物保护、素食运动，以及向名画泼油漆等愚蠢的“行为艺术”。
因此，文章的最后必须要提及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也就是我近年来一直强调的：全世界极速右转、保守主义化、新法西斯重新抬头的问题。
简而言之，我们需要仔细甄别对巴黎奥运会开幕式的各种批评言论，有些是希望被“修正主义”夺舍的革命重新回到革命的正轨，有些则是封建老僵尸带着浓浓的爹味看不惯这个、也看不惯那个。
更进一步，至少在反封建、反极右、反法西斯层面上，我们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和所谓的“白左”们达成一致的。跟白右相比，那还是白左更可爱一些，至少白左不会因为我不努力工作，就把我丢进集中营。
如果在进步主义为主轴的年代，对巴黎奥运会开幕式的评价就是一场愚蠢的、博出位的形式主义作秀；
但如果在保守主义为主轴的年代，对巴黎奥运会开幕式的评价就是竟然保留着如此多革命的记忆、革命的传承、革命死后的碎片。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