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岁的杨丽萍仍在跳舞。
舞剧《孔雀》日前来沪,她在冬之篇章登场。万物凋零、一片寂静中,她随着风、迎着雪起舞,这一场景让许多观众落泪,感到“美与震撼”。
舞者的艺术生涯常常是短暂的,许多人在三四十岁的年纪就不得不告别舞台,但66岁的杨丽萍身材依旧纤细,舞姿依旧翩跹。创作上,她也步履不停,新作接连问世。
从《云南映象》到《孔雀》,从《十面埋伏》到《春之祭》,杨丽萍编创的大型作品迄今已有十几部,小作品数量更多。不久前,她的最新作品《荆楚映象》亮相上海大剧院,参演第二十三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而多次来沪的《春之祭》也将于11月29日、30日在东方艺术中心上演。
每次在公众面前出现,杨丽萍总被聚光灯环绕。有人称她为“不老女神”,有人操心她“吃不吃肉”,也有人质疑她的作品“尺度大”。无论是赞美还是质疑,她始终清醒,松弛面对。
她讲起美国舞蹈家伊莎多拉·邓肯的经历。在一场演出次日,邓肯一边喝咖啡一边读报纸。一份报纸把她形容成“仙女”,而另一份报纸将她形容为“巫婆”。同一场演出,评价天壤有别。
“千万不要神化我。我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我很热爱生活,我的作品也很接地气。”杨丽萍说,“而那些争议,也大都源于不了解,人云亦云。艺术是有个性和视角的,要相信自己的判断力。”
杨丽萍旧照
记者:你这件红裙真好看,很飘逸。
杨丽萍:是不是有点太隆重?这是我很多年前自己设计的衣服,一直没有机会穿,这次来上海终于可以穿上了。
记者:上海对你来说很重要吗?
杨丽萍:每次有一个新作品诞生,内心就会无比兴奋和忐忑,特别是把作品带来上海。上海的观众热爱艺术,喜欢走进剧场感受艺术。我觉得上海是一个窗口,我的作品《春之祭》《十面埋伏》也都是通过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走向世界舞台的,所以很期待在这个美丽的舞台上绽放。
记者:在这个年纪登台,要保持好状态,需要极强的自律,对你来说难吗?
杨丽萍:没什么难的,主要是认清你到底要什么。你要上台,肯定多一两肉都不行,对吧?你要是胖一点,拉链就拉不上了。但你不吃不喝,你也没有体力可以登台跳舞。所以,需要的是一种智慧,一种对自己的规划和平衡。
记者:从1979年的《孔雀公主》,到随后的《雀之灵》《雀之恋》,到2018年的《孔雀之冬》,再到2022版舞剧《孔雀》。“孔雀”是你从20岁到60岁,不断追求、反复塑造的舞台形象。为什么对这个形象如此痴迷?
杨丽萍:其实我不光会跳孔雀舞,我还有很多作品,我很喜欢《月光》,也很喜欢其他一些作品,但“孔雀”贯穿始终。我觉得孔雀舞特别有东方女性的特点,你看西方有天鹅,而我们云南有孔雀。孔雀在开屏的一瞬间,会给你一种极致的美的体验。孔雀本就是自然界一个美好的符号,寄托着我们对美的认知和追寻。这种东方的审美,是根植在我们的基因中的。
《孔雀》冬之篇章
记者:从《雀之灵》到舞剧《孔雀》冬之篇章,你所扮演的“孔雀”有何改变?
杨丽萍:跳《雀之灵》那会儿,是一个少女刚刚在成长,在寻找美好。《孔雀》冬之篇章里,我跳的是“孔雀之死”,也是跳一个人如何面对死亡,是生命的逝去和灵魂的升腾。
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来,但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走。所以《孔雀》这部舞剧其实是用孔雀来象征生命的过程,春夏秋冬、生老病死。每个人都会面对死亡,到我这个岁数,肯定要面对衰老和死亡。
你说让一个十几岁的少女去表现死亡,是很难的,因为她的生命没到那个时候。《孔雀》冬之篇章是一种尘埃落定的感觉,适合我这个年龄去诠释,因为我正接近人生的冬天,所以我觉得恰如其分,跳起来会比较有感触。冬虽然是四季的终结,但冬也是蕴含希望的,它意味着春的开始,将展开又一个轮回。
记者:看你从艺50周年的视频,你对摄像师说,不要拍太近,尤其不要拍特写。你怎么面对衰老这件事?
杨丽萍:只能正确面对,调整好心态。现在很多人容易神化你,但我们都不是神,我们的精神世界很高远,我们的灵魂可以在天上飞,但是我们的肉体终归要衰老,要枯萎。所以,保持心态的阳光,珍惜自己每一根羽毛就行了。
记者:《孔雀》《春之祭》的造型曾引发一些争议,你会因为别人的观念改变自己吗?
杨丽萍:这两个作品都演了许多年了,我也觉得奇怪,为什么今天会出现争议。走进剧场的观众毕竟少,很多人没有看到事情的真相,被表象影响判断,而没有启动自己的智慧。自己的感受、眼光、品位,自己是有能力判断的,争议并不会阻挡创作者的步伐。
杨丽萍的孔雀造型
记者:你13岁时考上西双版纳歌舞团,在那之前,从未接受过任何专业训练。舞蹈对你来说,是一种天赋和本能吗?
杨丽萍:我从记事起就会跳舞,舞蹈是我生命的需要,就像吃饭和呼吸一样。我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起舞,可以在一棵树下跳,可以在一片麦田里跳。跳舞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一棵小草、一只蚂蚁、一只蝴蝶、一只孔雀,是大自然中的一个生命。
舞蹈对我来说不是职业,不是责任,而是自发的生命需求。这是我与世界沟通的方式、抒发情感的方式,让我的灵魂得到释放的方式。
记者:你很早就开始创作了,二十几岁就创作出了《雀之灵》,你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有创造力,并建立起艺术的自信的?
杨丽萍:我其实没有学过编导,但是因为从小生活的那片土地,自然也好,生活也好,劳作也好,都从艺术的角度陶冶了我,对我来说是一种积累。你想,你进学校学习,可能4年毕业,但我从小就从生活和自然里学习,这些东西给了我创作的灵感。每个人汲取内心能量的方法是不同的,有些人看书,有些人通过老师的传授,有些人靠自己的观察。
记者:你1981年从云南去了北京,2000年又回到了云南,为什么选择回到家乡?
杨丽萍:在中央民族歌舞团,我一开始也跟着练芭蕾,但我后来就在思考,怎么才可以有自己的语言。你走得越远,越会发现自己本来的价值。我们没有芭蕾的传统,但我们有自己的文化、历史、仪式,可以在其中寻找我们自己的舞蹈语言。所以我就创作出了《雀之灵》《两棵树》《月光》等作品。
后来到退休年纪了,我母亲也老了,我就跟团里说,我要回去了。而且,2000年回到云南,不再有那么繁忙的事务,可能创造力、想象力就会繁盛起来,又找到一片新的天地,可以在自己的余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杨丽萍的孔雀造型
记者:你的很多作品,一看剧照就知道是杨丽萍的作品,你是怎么找到自己的创作语言的?
杨丽萍:明确、精准地找到自己的表达,这其实是一种天赋。你看,从《雀之灵》《月光》,再到很多作品,大家说一看就是杨氏美学,就好像一个画家、一个作曲家,要有自己独一无二的风格和味道,这很难用语言讲清楚。
我觉得最重要的可能还是智慧,智慧地对待自己的天赋,对待天地万物给你的能量。不去强求,就好好去做你该做的、擅长的事,并且只做这一件事,专注下去,就会有穿透力。
记者:在生活中和艺术上,你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吗?
杨丽萍:不是,完美和个性相比,我觉得还是要追求个性。完美是不可能的,只能相对完美。所以你要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取长补短。
当初我跳《雀之灵》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腿抬不高,肯定不如其他人,所以我就穿了一个大大的裙子,把自己的腿藏起来。我的胳膊特别好,所以就尽可能地发挥我胳膊的长处。这样你就给人家完美的感觉,其实有太多不完美,要知道怎么把短处藏起来。
记者:这些年来,你创作了一部又一部作品,从没停下来过。如何始终保持一种创作的激情和能力?
杨丽萍:不需要保持,就是热爱。但这个过程其实是充满挑战的,要非常坚定,内心要非常强大。创作是一件非常难的事,需要审美、需要热爱、需要积累、需要想象力,才能转化成一部又一部作品。
我觉得,创作的时候就一定要全情投入,要有尊重,有诚意,要对得起观众。我做艺术不是为了功名利禄,而是为了用舞蹈来表达情感,表达我对世界的爱和态度,这样生命就有意义了。
杨丽萍在舞剧《孔雀》冬之篇章
记者:你最新的作品《荆楚映象》,对屈原这个角色格外偏爱,为什么?
杨丽萍:屈原的人格和精神,给了我一个洗礼。他本就是一个圣人,是我的偶像。我觉得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一个奇人,他在《天问》中向天地、向世界发出了那么多问题。100多个问题,是他的思考、怀疑和探索,包含着许多终极问题,比如:女娲造人,那谁造的女娲?
这些问题相当深刻,充满哲思,它让我们去思考我们是谁、我们到底从哪里来、我们到底要去哪里。这些问题到现在都没有得到解答,这也是我想问的问题。
《荆楚映象》剧照
记者:舞者大朱塑造的屈原形象也非常浪漫。
杨丽萍:对,我们选择了用屈原这样一个人物去贯穿始终,展现中国人一脉相承的浪漫。“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屈原把荷叶穿在身上,把花戴在头上,他对世界、对自然、对万物的探索唤醒了我,指引着我。
记者:听说《荆楚映象》筹备了数年,时间都花在哪儿了?
杨丽萍:其实最花时间的是挖掘荆楚文化的过程,有时候在博物馆里,会被文物和文物背后的故事震撼到。比如编钟,古人在这件乐器里把视觉、听觉、精神和想象力都融合得太好了,非常庄严、神圣,仿佛这件乐器可以与神沟通,与天地万物沟通。舞蹈不是一份工作,也不是一场比赛,重要的不是得什么奖、获得多少掌声。做这个作品,我们希望可以向我们的祖先学习,向传统致敬。
记者:《荆楚映象》创作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的难题是什么?
杨丽萍:就是这么多传统文化的瑰宝,太伟大了、太丰富了,可是我们只有两个小时,实在不能容纳太多的文化元素,这就考验你的鉴赏力、你的艺术敏感。
屈原的《楚辞》比较深奥难懂,我们希望通过艺术化、年轻化、时尚化的表达,让观众看得懂、感受得到,所以我们还融入了戏曲、皮影戏、偶戏、武术等艺术手法。
你看到《荆楚映象》巨型的铜雕墙了吗?上面就呈现了10件国宝级的荆楚文物,包括编钟、越王勾践剑、虎座凤架鼓等等,整面墙还可以倾斜、升降,技术方面有所创新。音乐总监谭盾老师还用到了他采集的曾侯乙编钟原件的声音,那是一种穿越两千多年而来的声音,与今天的我们产生灵魂的碰撞。
我们希望《荆楚映象》不仅仅展示祖先的伟大,止步于此,或者把这台作品变成一个大杂烩。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要把楚文化的灵魂找出来,要去思考,你要在今天传递怎样的精神内涵。
记者:你希望传递什么样的精神内涵?
杨丽萍:希望观众看完这部作品之后,可以了解屈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有怎样的家国情怀,他为何最终放弃了自己的生命。我们想唤醒大家对文化记忆的一种追溯,感受到屈原的人格给我们带来的思考。“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们活在当下,应该求什么?
记者:近几年有许多传统文化题材的舞剧“出圈”,你怎么看这一现象?
杨丽萍:这是一件好事,历史中的人物,古老的文物,用舞蹈的方式在剧场里复活,我觉得特别好。现在有许多优秀的年轻编导,让我觉得很欣慰。大家都在探索舞剧新的表达方式。
《荆楚映象》没有去讲屈原的一生,而是去探索如何展现他的精神世界。舞蹈不是告诉观众我有多漂亮,多美。比如《荆楚映象》里的凤凰,有的人看到的可能是美,但有的人可能会思考:凤凰身上寄寓着中国人怎样的理想?凤凰为何要涅槃、要重生?我觉得创作就是涅槃的过程,每一次新作的诞生都是一次新生。
杨丽萍与青铜编钟
记者:我采访过不少跟随过你的青年舞者,比如大朱、金花、淇心,他们的个性都非常鲜明。大朱创作的《一场》《25m2狂想曲》都来过上海,金花创作的《阿姎白》也刚刚在上海首演。你当初是怎么发现他们的才华的?
杨丽萍:他们都早早展现了艺术的天分。金花和我一样,是白族人,我做《云南映象》的时候,从村子里把她带出来,她才12岁,现在一晃20年了。当年,金花是一个连普通话都不会说的白族小姑娘,可是后来她自己做《霸王鞭》,可以讲着英语在全世界巡演,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她的《阿姎白》创作了两三年,我们都很期待,孔雀舞团也会给她这样年轻、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舞者支持。
大朱在上海的舞台上出演过很多作品,包括他自己创作的作品。这次排《荆楚映象》,大朱好像进入了一种“疯魔”状态,入戏很深,他还专门去学习戏曲、古琴,而且他的舞蹈量也很大,对体力是非常大的考验。《平潭映象》《十面埋伏》《春之祭》他都主演过,成长很快。这次排《荆楚映象》,他也是执行编导。
记者:你最看重这些年轻舞者身上什么样的特质?
杨丽萍:金花12岁的时候,在村子里就已经远近闻名,因为她唱歌唱得非常好,也非常热爱和向往舞台。我觉得天赋很重要,热爱很重要,创造力也很重要。人们总说文如其人,其实舞也一样,要有技,要有艺,还要有德。
杨丽萍与《荆楚映象》青年舞者
记者:我上次看你的《春之祭》,里面的女舞者们力量感、爆发力都特别强,你是把她们当男孩子来训练吗?
杨丽萍:《春之祭》是非常强烈的舞蹈,少女们要献出自己的生命,跳舞直至死亡,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本身就是非常强烈的。《春之祭》里我融入了许多东方的哲学和生命价值观,女孩们既是神,又是平凡的人。她们在生活的苦里挣扎,牺牲自己,寻找自己,所以一定要爆发出来。
记者:你怎么去挖掘和释放这些年轻舞者的个性?
杨丽萍:个性和识别度非常重要。你看金花,她的身体是不受约束的那种。你教她一个动作,她不一定学得会,但是你如果启发她,让她自己找到天、找到地,找到自然万物给她的一种感知,她就有力量了。
你说像董翀翰这样的小男孩,刚从学校毕业,他怎么在《荆楚映象》中塑造出“山鬼”这样的角色——屈原笔下的一个神。他的身体非常阴柔,非常有表现力。
扮演凤凰的程珮莹,我是在网络上看见她的。我常常在互联网上找,发现很多高手藏在民间。珮莹跳舞的时候,我觉得她的胳膊非常灵巧,有塑造“凤凰”的能力,就把她请来了,加上她自己的努力,果然把这个角色拿下了。她可能在台上跳了10年,一直都没有感觉,找不着北。但她一跳“凤凰”就成了。所以,选角要特别准。
《荆楚映象》中的“凤凰”形象
记者:所以,一个演员碰到一个合适的角色,二者合而为一,是一件特别幸运的事。
杨丽萍:对,不仅要角色适合,音乐、灯光、服化道缺一不可,所有好的东西都集中在一个点上,才能汇集出一朵浪花、一个闪光点,让角色传递出饱满、丰富的力量。
记者:你看到他们,会想到曾经的自己吗?你对他们有些什么期望?
杨丽萍:会。看到他们在努力塑造自己,表达自己,就会想到曾经的自己。年轻人的艺术触觉和创造力是不容小觑的,中国有太多优秀的年轻舞者,他们需要机会被看见、被赏识。作为前辈,本来就有责任给他们一个平台。
当年我跟毛相爷爷学孔雀舞,一招一式地学。看刀美兰老师跳孔雀舞,不单传承了民族文化的底蕴,重要的是,你怎么能在艺术的另外一个窗口,展现当代人的审美和品位。不是高和低,是艺术本身的与时俱进。
现在的我,更多的是一个“召集者”的身份。我希望通过年轻人让作品流传下去,把我对生命的思考和感悟传递给观众,也希望他们可以各自绽放。每一片叶子都不一样,每一个人的指纹也不一样,每一个灵魂各不相同,所以每个人的舞蹈也都是独一无二的。
杨丽萍
舞蹈家,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代表作有舞蹈《雀之灵》《月光》《两棵树》,舞剧《孔雀公主》《孔雀》《孔雀之冬》《春之祭》《十面埋伏》,舞台剧《云南映象》《平潭映象》《荆楚映象》等。
本文刊于2024年11月29日解放日报周末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