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一段时间，它曾统治中国电影

北京话是方言吗？想想再回答这个问题。

对，从语言学的定义上，它肯定是。因为北京话不等于普通话。

不过，在中国的影视剧作品中，至少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北京话取得了超越方言的地位，它就像某种未经加冕的官方话，比普通话更像普通话。

《老炮儿》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如果你简单地回答，因为北京是首都，那肯定不是全部真相，事情要复杂得多。

早年侯宝林说过一则经典相声《北京话》，他在里面借租三轮车的段子打趣民国时期的电影里咬文嚼字腔调装腔作势的「国语」。因为在侯宝林的时代，全国各地的语言差距远比现在要大得多，南方各省会说「国语」的人基本只有受过教育的少数，能分得清「国语」和北京腔区别的人则更是寥若晨星。

侯宝林（左）

正如侯宝林在相声里提到的，无论是民国政府还是新中国政府，在全国推广的都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所以大家在影院里看着角色们说着咬字清晰的国语就会一概将之归为「北京腔」。

应该说，京腔普通话的推广和北京长期作为政治中心有是密切的联系。不过，在三四十年代中国的电影中心上海，沪语和在上海流行的各种江浙方言都和「国语」发音相差甚远，可以说在那个年代的上海并不具备说普通话的语言环境。

侯宝林、刘宝瑞和马季（从左往右）

另一方面，聚集沪上的演员们也来自天南海北，每个人都在用本来南腔北调的发音努力模仿着北方话以使影片的对白可以让全国各地的观众听懂，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侯宝林在相声里模仿的那种听似标准但腔调奇怪，实际上并未有人在生活里真正使用的舞台或者银幕国语腔。

不过尽管国语的发音和北京腔相距甚远，但「北京话就是标准普通话」这样并不准确的观念却随着大量影片在各地的传播而逐渐树立起来。而北京腔和北京话用辞，在半个世纪以后成为影视作品中的主流语言体系之一，它的根源可以回溯到国语普通话在1949年以前上海电影中的主导地位。

《小城之春》（1948）

需要提到的是，在四十年代的中国银幕上，依然活跃着一些北京口音非常纯粹的演员，他们大多出生在北京或者幼年时长期在北京生活，我们可以列举出的有李纬、李丽华、石挥和孙道临。

因为北京话口音多年的演变，现在的京腔已经和七八十年前的京腔相差很远，而这些老演员在诸如《我这一辈子》《小城之春》以及《大团圆》等影片中的北京口音对白已经成为了不可多得的宝贵历史资料，具有了人类学上的特殊意义。

《我这一辈子》（1950）

任何一门方言都不能仅仅限定在发音这个单一的维度上，它更包括了各种特殊的用辞表达，甚至是背后所代表的思维方式和人文文化。1949年以后，随着普通话地位进一步确立，电影中的人物开始逐渐摆脱了旧上海电影「夹生」国语的影响，而采用了一种更贴近底层群众的语言表达方式。

由于北京音在普通话中的主导地位，北京话中很多带着大众习惯的通俗表达也渗透到了影片的台词写作中。

比如在反特片《英雄虎胆》中，两名隐藏在广西十万大山中的土匪头子夫妇不但操着标准的京腔，连用辞和表达习惯都是北京式的。这当然有违生活的真实，但在电影制作中，却被视为一种理所当然。

《英雄虎胆》（1958）

我们熟悉的电影《小兵张嘎》的故事发生在中国北方的农村，但敌我双方人员所操着的语言却都是带着强烈京腔吐字和重音特点的普通话，一些民间俗语的使用与其说具有乡土气息，倒不如说带着北京方言所习惯的一些夸张表达特点。

《小兵张嘎》（1964）

类似这样影片人物以带着强烈京韵京腔的普通话表演的趋势甚至蔓延到了香港和台湾：在五十年代香港左翼电影公司拍摄的影片中，为了突出香港和内地的某种联系，绝大部分的演员都趋向于使用带着明显北京话色彩的对白，以至于观看影片时我们会不时会产生这些故事发生在中国北方的错觉。

1967年著名的武侠片《龙门客栈》尽管全程在台湾拍摄，但身为北京籍的编剧和导演胡金铨却为影片撰写了只有用京腔念白才能通顺的台词，特别是影片中由同样是北京籍的著名武术指导韩英杰扮演的东厂特务操着一口纯正流利的北京话，为这个京门鹰犬的角色着实增色不少。

《龙门客栈》（1967）

在五十和六十年代的两岸三地，除了在香港拍摄的粤语、潮语和厦语等岭南方言电影之外，绝大部分国语影片都采用了以北京方言发音和用辞为基础的普通话做为基本的台词模式，这在很大程度上让影片的地域性特点降到了低点。

但更有意思的是，那个年代京腔「统领」华语电影的趋势也间接「压抑」了真正北京本土地域文化在银幕上的呈现：一方面京韵普通话逐渐成为了影片的通行语言；可是另一方面，受到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表达的限制，它「流通」的真正目的其实在于「消融」地域性而达到「全国文化一盘棋」的最终统一效应。

《大团圆》（1948）

也就是说，当北京话被「拔高」为某种意义上的「电影普通话」后，在此被牺牲掉的不但包括了东北、川陕、江浙沪和岭南等所有地区的方言，其实北京自身也牺牲了。

后果就是，北京方言尽管听上去遍布了全国各地乃至港台的电影院，但是地道的北京文化以及相应的思维方式，却很少成为中国电影的主题。

电影里的北京话，与北京无关。

也可以这么总结：京腔京调在被阉割掉现实主义的北京地域文化后，作为一种跨地域的工具，长期服务于特定的政治需求和非政治的文化需求。

但这种压制不是永久的，进入八十年代之后，因为一些新的契机，新的因素，当代北京地域文化真正通过电影银幕和电视荧屏走向了全国，那就是另一个宏大的故事了，这个故事我们下次再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