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相声界一片哗然。62岁的相声大师侯宝林突然宣布退出舞台，转战幕后。这个决定不仅让全国观众感到惋惜，更让曲艺界同仁震惊不已。作为新中国相声界的一面旗帜，侯宝林正值艺术巅峰，为何要在这个时候选择告别？当时的人们众说纷纭：有说是因为云南演出时喉管破裂，有说是因为在台上说错了一个字。然而，当侯宝林对着自己的儿子侯耀文说出＂我要的是尊严＂这句话时，却道出了一个让人心酸的真相。这位被毛主席称为＂国宝＂的相声大师，到底经历了什么？为何如此执着于＂尊严＂二字？

一、侯宝林的艺术追求与自尊

1934年，17岁的侯宝林刚拜师朱阔泉不久，就在北京的一家茶馆里遇到了一件令他终身难忘的事。当时，一位富商在听完相声后，随手将几个铜板扔在地上，要求艺人捡起来。这种侮辱性的举动，在当时的相声界并不少见。但年轻的侯宝林却拒绝弯腰，他直视着那位富商说：＂先生，我们说相声是靠本事吃饭，不是讨饭。＂这一幕，成为他日后坚持文明相声的转折点。

1940年，侯宝林来到天津。在这里，他开创了一个重要的先例。当时天津的相声演员大多在茶馆、戏园子里＂串活＂，收入全靠打赏。侯宝林却选择了一条不同的路——他主动与天津市曲艺团签约，开始在正规剧场演出。这个决定不仅改变了他个人的命运，也为整个相声界开创了新的表演模式。

1942年的一天，天津大光明剧场来了一群日本军官。他们要求侯宝林表演取笑中国人的段子。侯宝林当即拒绝，并以身体不适为由离开剧场。这次事件后，他开始系统地整理相声段子，剔除其中带有媚俗、低俗的内容，创作了《论语》《成语》等一系列新作品。这些作品既保留了相声的趣味性，又提升了其文化内涵。

1945年，侯宝林在天津创办了第一个正规相声培训班。他要求学员必须着正装演出，说话吐字清晰，举止文明。当时有人讽刺说：＂穿西装说相声，像个腌臜势利鬼。＂侯宝林却坚持己见：＂相声是语言艺术，不是耍贱卖笑。＂

1948年春天，天津文化界举办一场联欢会，主办方安排相声演员在后台休息室等候。侯宝林得知后，直接找到主办方：＂为什么京剧演员可以在前台休息室，相声演员就要在后台？艺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经过交涉，这个不成文的歧视性规定被取消了。

这种对艺术尊严的追求，也体现在侯宝林对票价的坚持上。1950年，他在与剧场谈判时，坚决要求相声演出的票价与京剧演出持平。当时有人说他狂妄，他却回应说：＂不是我要高票价，是相声艺术值这个价。＂最终，他成功将票价从五毛钱提高到八角，与当时的京剧票价持平。这一改变，实际上确立了相声在传统曲艺中的艺术地位。

二、相声创作与舞台生涯的转折

1956年，侯宝林接到了一个特殊的任务：为即将访华的缅甸总理吴巴瑞创作一段相声。这是新中国首次以相声作为国家级外事活动的文艺节目。侯宝林与搭档常宝堃经过反复推敲，创作了《学外语》这个段子。演出当晚，吴巴瑞不仅开怀大笑，还专门用中文说了句＂说得好＂。这次演出为相声艺术打开了新的局面，此后，相声开始频繁出现在重要的外事活动中。

1958年春节，侯宝林在北京展览馆剧场演出时，遇到了一个尴尬的情况。一位观众突然站起来，大声质问他为什么不说＂大跃进＂相声。侯宝林当场回应：＂相声要说真话，要让观众笑得心服口服。＂这句话引发了轩然大波，有人说他不关心时事，有人说他抗拒政治。但侯宝林始终坚持，相声要以艺术质量为先。

1960年，侯宝林开始系统整理传统相声段子。他发现许多经典段子都存在多个版本，有些甚至相互矛盾。为了还原最准确的版本，他走访了大量老艺人，甚至远赴天津、上海寻访。这项工作持续了三年，最终整理出了包括《武松打店》《瞎子背瘸子》等在内的百余个标准版本。这些整理成果，为后来相声艺术的传承提供了重要基础。

1964年，一次在上海的演出中，侯宝林遇到了一位特殊的观众——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演出结束后，梅兰芳专门到后台说：＂相声也要讲究身段，你们今天的表演，不止是说，更是演。＂这句话让侯宝林深受启发。此后，他在创作和表演中更加注重形体语言的运用。

1972年，侯宝林收到了一份特殊的邀请——为访华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演出。但在节目审查时，有人提出要删除其中涉及旧社会的内容。侯宝林据理力争：＂相声是历史的产物，不能脱离历史背景。＂最终，这些内容得以保留。演出结束后，尼克松特意用翻译询问了相声的历史，并称赞这是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

1976年底，侯宝林在一次演出中发生了一个意外。当时他正在表演《论捧逗》，突然发现台下有观众在录音。他立即停下来说：＂相声是现场艺术，录音会失去它的灵魂。＂这件事后，他开始着手整理相声表演的规范，强调现场互动的重要性。他认为，相声不同于其他艺术形式，它需要演员和观众之间的即时交流。

1978年，侯宝林接到一个邀请，要他改编一些传统相声来录制电视节目。但他发现，当相声被搬上荧屏后，很多现场效果都无法呈现。为此，他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论述相声艺术的特点，强调了现场表演的不可替代性。这篇文章引发了相声界对于如何适应新媒体的广泛讨论。

三、退出舞台背后的故事

1979年1月15日，北京民族文化宫的后台显得格外安静。侯宝林正在准备当晚的演出，这是他作为专业相声演员的最后一场表演。就在两小时前，他向文化部门递交了正式的退出申请。这个决定来得如此突然，以至于当晚的观众们并不知道，他们将见证一个时代的落幕。

在这场演出前的一周，发生了一件令侯宝林深感不快的事。一位电视台负责人找到他，要求他在春节晚会上表演一个＂赶时髦＂的相声段子。当侯宝林说明这样的段子可能有损相声艺术品质时，对方直接说：＂现在是新时期，观众喜欢什么就演什么，你这样固守老一套，会被时代淘汰的。＂这番对话，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退出舞台的决定并非一时冲动。早在1978年底，侯宝林就遇到了几次类似的情况。一次在河北演出时，主办方要求他在传统段子中加入流行语，说这样＂更接地气＂。另一次在天津，一个年轻干部建议他把相声改编成＂快板书＂形式，认为这样＂更有时代感＂。面对这些要求，侯宝林始终保持沉默，但他在日记中写道：＂相声是说学逗唱的综合艺术，不是笑料的堆砌。＂

1979年春节前夕，文化部门派人找到侯宝林，希望他能收回退出决定。但侯宝林拿出了一份详细的统计：在过去的一年里，他参加的二十多场演出中，有十二场被要求改动传统段子，有八场被安排说＂现代新编相声＂，只有三场允许他完整表演传统段子。他说：＂我不能看着相声变成笑话大会。＂

这个决定也影响到了他的收入。当时，一场相声演出的报酬从15元到50元不等，侯宝林场场爆满，月收入可观。但他宁可放弃这些，也要坚持自己的艺术理念。他把积蓄捐给了新成立的相声艺术研究室，用于相声理论研究和资料整理工作。

退出舞台后的第一个月，侯宝林婉拒了所有演出邀请，专心整理相声资料。他把自己的艺术经验整理成文字，编写教材。同时，他开始在中国曲艺家协会下属的相声研究室授课，为年轻一代传授相声艺术。这期间，他多次强调：＂相声不是说笑话，而是用艺术的手法反映生活。＂

1979年3月，侯宝林收到了最后一次复出邀请。一位老友专程从上海来北京，希望他能在上海演出一场。这位老友说：＂观众都想再听一次您的相声。＂侯宝林回答说：＂相声艺术的传承不能依赖个人，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健康的发展环境。＂这成为他最后一次谈论复出的话题。

此后，侯宝林将全部精力投入到相声理论研究和人才培养中。他在家中开设了一个小型教室，免费为对相声艺术有真正热情的年轻人授课。每周二、四的下午，他都会准时出现在教室里，讲解相声的功底、章法和艺术特点。这些课程持续了整整五年，培养出了一批坚守传统相声艺术的新人。

四、幕后工作与艺术传承

1980年春，侯宝林在北京琉璃厂的一间旧书店里发现了一本民国时期的相声手抄本。这本手抄本记录了许多已经失传的相声段子，其中包括著名的《大保镖》《铁板桥》等。他立即召集几位老艺人，开始对这些段子进行整理和复原。这项工作持续了整整八个月，最终整理出完整段子二十三个。

1981年，文化部成立了相声艺术研究室，邀请侯宝林担任顾问。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为相声艺术建立完整的理论体系。这在当时是前所未有的尝试。他从基本功训练、段子创作、表演技巧等方面入手，系统地整理相声艺术的规律和要素。第一本教材《相声艺术概论》就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

1982年夏天，侯宝林在天津老城区找到了一批珍贵的相声资料。这些资料记录了清末民初天津卫相声的发展历程，其中包括许多名家的表演笔记。他当即组织人手进行誊抄和整理。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相声艺术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天津派＂和＂北京派＂，各有特色。这些研究成果后来被编入《中国相声史料汇编》。

1983年，侯宝林开始着手编写《相声表演艺术词典》。这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工作，需要将相声艺术中的专业术语、行话、技巧等进行系统整理和解释。他走访了大量老艺人，收集各种说法和解释。有时为了确认一个词的准确含义，他会花上整整一周的时间。这本词典最终收录了三千多个条目，成为相声界的重要参考资料。

1984年，侯宝林在中国曲艺家协会设立了一个特殊的培训班。这个培训班不同于一般的相声培训，重点是教授相声创作方法。他要求学员必须先掌握传统段子，然后才能尝试创作新段子。在课堂上，他经常拿出自己早期创作的段子，分析其中的得失，告诫学员要避免为搞笑而搞笑的倾向。

1985年初，一件意外的发现让侯宝林异常兴奋。在整理一位已故相声艺人的遗物时，他发现了一本记录相声＂活宝＂的笔记本。所谓＂活宝＂，就是相声演员临场应变用的包袱。这本笔记记录了上百个精妙的＂活宝＂，是相声艺术的重要遗产。他立即组织人手进行整理，并将这些＂活宝＂编入教材，使这门绝技得以传承。

1986年，侯宝林完成了他最后一项重要工作：编写《相声艺术传承大纲》。这份大纲详细规定了相声艺术传承的各个环节，从基本功训练到段子创作，从表演技巧到舞台礼仪，都有明确的要求和标准。这份大纲后来成为各大相声团体培养新人的重要依据。在这份大纲中，他特别强调了＂说、学、逗、唱＂四项基本功的重要性，并制定了具体的训练方法和考核标准。

五、晚年生活与最后岁月

1987年春节前夕，侯宝林在家中设立了一个小型相声资料室。这个只有十几平方米的房间里，摆满了他毕生收集的相声资料，包括手抄本、剧本、录音带等。每周三下午，他都会在这里接待前来请教的年轻相声演员。一次，有人建议他把这些资料捐给博物馆，他说：＂这些资料放在家里，能随时供年轻人查阅，比锁在展柜里更有用。＂

1988年7月，侯宝林开始整理自己的相声创作笔记。这些笔记记录了他创作相声的思路和方法。其中有一个特别的本子，记录了他每次演出时观众的反应。他将这些笔记按照主题分类，整理成《相声创作笔记》。这本笔记后来成为相声创作的重要参考资料。

1989年，北京相声界举办了一场特别的活动，邀请侯宝林讲述相声艺术的发展历程。在这次活动中，他回忆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往事。比如，1940年代他在天津卫演出时，遇到过一位绝活艺人，能用十种不同的方言说同一个段子。这些回忆被现场录音，成为珍贵的口述史料。

1990年初，侯宝林遇到了一件令他欣慰的事。一位年轻演员带来了一个自创的相声段子，讲述现代生活中的趣事。这个段子既保持了传统相声的艺术特色，又反映了当代生活。侯宝林当场给这位年轻人改了三遍，直到完全符合相声艺术的要求。这成为他最后一次指导相声创作。

1991年夏天，虽然身体已经不太好，侯宝林仍坚持整理相声的＂绝活＂。所谓＂绝活＂，是指一些特殊的表演技巧，如一人分饰多角、多声说唱等。他把这些技巧的要领写成文字，并配以详细说明。这份资料后来被收入《相声表演技艺集成》。

1992年春节，侯宝林收到了最后一批学生。这些学生都是从全国各地赶来的相声爱好者。他给每个人都准备了一本手写的相声笔记，上面详细记录了表演要领和注意事项。这些笔记本现在都成了珍贵的遗物。

1993年初，侯宝林完成了最后一项工作：整理相声表演的舞台礼仪规范。这份规范详细记录了从出场到谢幕的各个环节，包括站位、动作、手势等细节。他说这些看似简单的规矩，实际上都是艺术效果的重要组成部分。

1993年3月，侯宝林将自己收藏的所有相声资料整理成册，分别装订成十六本。这些资料包括传统段子、创作心得、表演技巧、教学笔记等。他在每本资料的扉页上都写上了＂相声艺术永远属于人民＂这句话。3月28日晚，他在最后一本资料的最后一页写下了最后一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