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的《风流一代》，即将公映。

美国最有影响力的电影专业类杂志《电影评论》这样评价它：

“《风流一代》，贾樟柯阔别六年来的首部剧情长片，堪称这位54岁中国导演迄今为止最激进、构思最全面的作品之一。

自2001年起，贾樟柯在拍摄电影的过程中，便一直在捕捉那些纪录片风格的镜头素材，以‘墙上苍蝇’（一种纪录片制作技巧，意为不引人注意的记录者）式的手法，捕捉演员和拍摄地点的日常喧嚣。”

这是一部“沉默”的电影，台词寥寥，没有凝练的故事，却铺陈了时代。

从2001年的大同，到2006年三峡工程即将蓄水的奉节，再到2022年疫情期间的珠海，《风流一代》的镜头跟着巧巧这一角色的脚步辗转腾挪。

在横跨20年的时间长河中，定格了一段又一段的“中式梦核”。

而这样特殊的作品能够完成，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贾樟柯始终的女主角——赵涛。

全片赵涛无一句台词，只在电影的最后，爆发出一声“哈！”

正是透过赵涛，贾樟柯的意识得到了具象化。

而作为故事的“载体”，赵涛如何感受《风流一代》？

从业多年的国际影后，如何看待银幕上女性形象的变化，又如何体悟时代？

本期《明星谈心社》，我们见到了赵涛，以下是她的自述。

我们一出生，就在一个男权的社会中，女性意识的觉醒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在慢慢的成长过程中，发现了很多的问题。

这么多年，我饰演了很多的中国女性。

在我饰演这些中国女性的过程当中，也体会到了这些女性她们的困境。

比如说我在饰演《三峡好人》时，沈红一直拿着个矿泉水瓶，大家就不理解为什么要一直拿着这个矿泉水瓶？

我的理解是，当时一瓶水可能一块钱两块钱，但是就是这么便宜的一瓶水，对于这个女性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支出，她为了省掉这笔钱，所以她一直在接路边的水喝，这就是经济独立带给这个女性的问题。

而到了《江湖儿女》当中，巧巧从狱中出来，钱包被人偷，她没有办法，为了让自己生存下去，她去骗别人的钱。

当然这是一个犯罪的道路，但从我个人来说，我非常同情这个女人。

《江湖儿女》剧照

我在塑造这些角色的时候，是不断深入到女性困境中的，比如说情感的困境，人生的困境。

这样的境遇，造成了她们很多的尴尬，我感受到了这一点，也会在想要用什么方法能够解决这些女性的困难。

所以当我看这些人物的问题的时候，我也看到我自己的问题：我也曾经面临过贫穷，我也面临过尊严的问题，我去怎么解决我的问题，我去怎么解决人物的问题。

在这个过程当中，这种女性的意识会慢慢地发掘出来，所以我特别感谢电影，让我看到了这一点。

这次的《风流一代》里，结尾巧巧把手里的东西递给了斌哥（李竺斌 饰），接着把马甲换上，鞋换上，进入到跑步的人流当中，并且在结尾发出了一声“哈”。

导演设置这个人物是不讲话的，但我个人觉得她没有讲话，不代表她不想讲话，可能她不愿意说，不愿意面对这个世界，不愿意面对所有的人。

所以直到最后一刻，当导演说可以发挥的时候，我特别想释放一下之前几条戏积蓄的情绪。

于是我在跑的过程当中，不自觉地哈了一声，我觉得我好舒服，人物的情绪也到了。

巧巧在最后的这么几年当中，已经不像年轻的时候想着一定要找斌哥共度此生，已经完全不需要去依赖一个男人的情感，她可以独立地一个人生活。

特别是历经了疫情，历经了这么多的变化之后，她还能够独立地自己生活，也是一种女性的坚强。

当我们经过了疫情，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变化之后，可能我自己对生命的感知会产生不同，因为在疫情期间我失去了父亲，失去了姥姥，失去了很多亲人。

当时有一段时间，我确实是比较困惑，那时候虽然我每天表面上很忙，但我内心是非常崩溃的。

但是又能怎么样呢？我们每一个个体，在这样一个大时代这个环境之下，我们能做什么？我们难道是跟着大时代逝去吗？不可以。

我们必须要按照我们自己的节奏去生活，去工作。

赵涛（中）在戛纳

通过什么疗愈呢？通过运动，通过健身，规律的生活，通过书本，通过音乐，通过电影，通过一切。

导演的变化也是比较大的，比如说近几年他特别关注科学、物理学方面的一些东西。

他会经常看这些书籍，看这些视频。

在疫情期间也做过很多这样的节目，包括现在到了AI的时代，导演也会非常积极地探索，所以在我们《风流一代》当中就出现了机器人形象。

这也是非常有趣的一点，这个时代呈现什么，就会出现在我们的电影当中。

另外我觉得导演到现在，也能够用更为宏观的角度去思考人本身，会从不同的视点去看这个人的状态，而不是从某一个事件来看到一个人的状态。

贾导的变化还是时时刻刻的，比如说在我们举办平遥电影展当中，在这么多年拍电影的过程当中，都会遇到很多困难。

现在他在面对这些困难时，会更加从容一些，遇到问题、解决问题没有那么多的情绪了。

所以不论遇到什么事情，调整自己的状态，把自己最好的状态呈现出来，去过好每一天。

时间是回不去的，每个人还是应该活在当下，爱现在的自己。

但是如果给我一个选择，让我能回去的话，我可能会回到我们年轻的时候， 2000 年左右跟着导演一帮人到处去拍片的那个阶段。

《任逍遥》剧照

现在回想起来那是一个非常自由的状态，我们在自由广阔的一个天地当中，自由地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我有自己非常热爱的事业，那就是表演。

我不想当导演，我只想表演，当我在塑造人物的时候，这个过程就让我非常享受，我可以把我所想表达的东西全部放在这个人物当中。

可能头一两年，我对表演是没有任何概念的，基本上是导演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唯一的评判标准，导演说“过”，我就觉得是过了。

所以那时候，我对整个电影的状态没有什么想法，这么多年来我对于表演的认知和学习，都是在不断感悟的过程中，在片场学习的。

一直是到拿了意大利电影大卫奖，从那一刻，我才真正明确我自己在表演上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习惯。

《山河故人》剧照

因为《我是丽》那部戏是我自己一个人、独自在海外拍的。

在片场没有人跟我交流，所有的一切我想表达出来的东西，都是靠我自己对人物的构想，从剧本一点一点的工作开始，慢慢把写在纸上的人物立起来，成为立体的一个人。

这样一个过程完成之后，我依然不确定自己的表演方法是否适合，因为在《三峡好人》结束之后，我就意识到一点：

演员不可能，也不应该时时刻刻都在表演的状态。

无处不在的戏剧目的性的表演，可能不太适合我，也不太适合贾樟柯导演的片子。

所以当时我就有跟导演讨论这个问题，我希望当我需要有戏剧性的时候，我再去呈现它。

导演对我是有一种信任的，不是因为我们是夫妻，而是因为我已经在这个行业当中，取得了很多专业性的奖项。

我们的电影也应该放到世界性的平台当中，让不同人去看，去评判。

刚从学校毕业，进入到贾樟柯团队的时候，他们对于电影的热情感染了我。

我觉得我跟这帮有着目标的，有着理想的年轻人在一起，一定不会走错。

从《公共场所》，从《二十四城记》，从各个地方一直拍到现在，《风流一代》20 多年的拍摄，真的只属于我们自己，独属于我们这个团队。

我们从青春的时候就开始拍摄这部电影，一直到中年，这部影片拿出来，我自己特别感慨。

作为演员来说，我把我感知到的最好的表演呈现出来了，把我二十几年来所感受到的感动、触动，都放到了人物当中，希望观众能够感受到表演上带来的这些感动。

我们的电影带来的真诚，我觉得观众是可以感受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