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华

剧团破格录取，圆了小婉秋表演梦

黄婉秋祖籍广东梅县，1943年12月出生于广西桂林。黄婉秋的父亲是一名普通百货公司的店员，母亲是个大字识不了几个的家庭妇女。黄婉秋兄妹六人，她排行第四。

说起黄婉秋的家世，有一点却是不同寻常。她的姑父是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先生的堂兄，论起来还算是“皇亲国戚”呢！

黄婉秋家境虽然不宽裕，但父母却勤劳和善，节俭持家。母亲虽不知书，却很达礼，相夫教子。孩子们个个都好学上进。黄父平时最大的嗜好，就是喜欢哼哼唱唱。

1956年，也就是小婉秋13岁那年，小学五年级的她正在休寒假，在报上看到桂剧团招收学员的广告。剧团规定，报考演员必须具备高小毕业资格。刚刚念完五年级，天性腼腆的小婉秋，不知从哪来的一股倔劲儿，大胆走上考场，主动要求表演一段舞蹈。小婉秋长相俊美，身段婀娜，舞也跳得像模像样，肯定是个好苗子，尤其是她热切当演员的迫切心情，感动了在场的所有老师，决定对她网开一面，免了她的文化课考试，破格录取。

孰料，一向较为开明的父母，却不愿意自己的掌上明珠吃“开口饭”。因为旧社会艺人非人的遭遇，凄惨的下场，让他们记忆犹新。

小婉秋犯起倔脾气来，父母早已领教过。实在拧不过，只得让她写信给远在长春读军校的大哥，征求意见。在等待大哥回信的漫长日子里，她真是望眼欲穿，度日如年。看到一起报考的小姐妹，有的已进了剧团，这更让她心急火燎，百爪挠心。大哥支持小妹当演员的信终于来了，有大哥的支持，父母也就不再阻拦她了。小婉秋总算圆了自小就想当演员的梦想。

黄婉秋考入桂剧团的时候，剧团还属于民营性质，按照梨园传统，刚入科班的弟子要在祖师爷神像前跪拜叩头，拈阄取艺名。当时桂林大红大紫的三大花旦，艺名分别是玉芙蓉、黄琼仙、苏芝仙。小婉秋非常崇拜她们，特别想拈得一个带“仙”字的艺名，谁料展开阄一看，偏偏是个“群”字，真让她大失所望，鼻子一酸，晶莹的泪珠好像断线的珍珠，扑籁籁滚落下来。站在旁边的老师见状反而乐了，爱抚着她那乌黑的头发说：“我们写‘群’字的时候，真希望你能拈到这个阄呢！‘群’就是技艺超群的意思，好得很呀！”听老师如此一说，她破涕为笑，暗下决心，绝不辜负老师们的嘱托和热切期望。

聪颖过人，刻苦训练，使小婉秋技艺精进，在各剧种《刘三姐》剧目汇演中，她成为饰演刘三姐的最佳人选

黄婉秋艺名“艺群”，入花旦行，从此开始了她多姿多彩和颇富传奇的艺术人生。

艺群学艺的三年期间，正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期，尚未成年的她在思想文化上经历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反右派”、“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倾”和随之而来的“三年困难”。这期间，艺群和广大文艺工作者、中国传统戏剧一样，都程度不同地经历了政治上的风风雨雨。但老艺人们的人生观，尤其是他们的敬业精神，审美情趣、一丝不苟的口传心授的训练方法，都给艺群稚嫩的心灵烙上了深深的印记。

一般来讲，科班出身的老师都没有多少文化，演戏也没有剧本，更谈不上什么导演、表演理论。学戏就学“手、眼、身、法、步”，练习的是“唱、念、做、打、舞”等基本表演技法。戏要一出一出地学，完全靠老师言传身教。艺人们把舞台的上场门叫马门口，每当老师在台上演出时，学员们躲在马门口后面观摩，把老师们的一招一式默记在心。艺群聪颖过人，学习刻苦，对白、唱段教几遍就能记得住。同学们说“大头有宝，记性好”，戏谑地给她起了个“大头”的绰号。

艺人们把形体训练叫做“练功”，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绝非夸张。每天清晨起来，先端来一盆滚烫的热水，将女孩子们的小手泡在水里，挨个儿把手指往反关节方向使劲儿扳，据说只有这样才能高高翘起一对漂亮的兰花指。

为了让旦角演员在舞台走出远看好似蝴蝶飞，近看犹如风摆柳般的小碎步，她们要用很沉的沙袋压在膝盖上，使膝关节凹陷下去。练腿功的时候，老师令小孩子背靠在柱子上，用力将腿一点一点往上抬，一直要使脚尖触及额头。有一次，老师用力过猛，艺群的腿关节受伤，又红又肿，疼痛难忍。她吓坏了，深怕落下残疾上不了舞台了。老师只是把祖传的办法教给艺群：关节扭伤，用点口水抹在上面，揉揉就好了。艺群不敢不听，又没钱外出求医。每当深更半夜疼醒的时候，就用小手沾上唾沫，在被窝里揉啊、搓啊。这时她悄悄落泪，特别想念自己温暖的家。但为了圆自己的演员梦，她只得用“不受磨难，难成正果”的话鼓励自己，咬紧牙关，硬是挺过来了。

年近花甲的黄婉秋，每当回忆起这段难忘的经历时，不无深情地说：那个时候，思想纯朴得很，认为吃苦是理所应当的事。大家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学习了不少古典戏曲，传统文化中保留了许多美德，在这种文化氛围的熏陶下，大家养成了勤奋好学、谦虚纯朴的品格。

1959年，艺群满师那天，她献演的是传统剧目《斩三妖》，她在剧中饰演大妖妲己。以后，她又在桂剧舞台上塑造了红娘、白娘子等艺术形象。

1959年，广西壮族自治区进行了一次全区范围的《刘三姐》汇演。目的是让各剧种、剧团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取长补短，创作出具有地方特色的艺术精品。

桂林市文化系统积极地参与了汇演。鉴于当地的彩调剧形式活泼，表演洒脱奔放，唱舞曼妙风趣，比较适合塑造传说中的“歌仙”刘三姐形象，市里决定由彩调剧团排演歌舞剧《刘三姐》。为了精益求精，将桂剧团、歌舞团、京剧团里所有适合饰演刘三姐的演员都抽调进彩调剧团。黄婉秋也被选入角色，担任刘三姐的C角。

这时，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苏里、作曲家雷振邦也莅临桂林，他们为拍摄同名电影做前期准备。黄婉秋的出色表演，给苏里、雷振邦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960年5月，正在南宁参加《刘三姐》汇演的黄婉秋，突然接到长春电影制片厂邀她到该厂试镜，拟让她饰演《刘三姐》中的舟妹一角。

样片出来后，长影派人进京送审。在文化部电影局的审片厅里，列坐着多位领导和艺术家。看过自治区推荐的四名刘三姐饰演候选人的试镜样片，大家觉得无论是外形还是气质，都和角色存在着较大的距离。这时，著名戏剧家、时任艺术局局长的田汉慧眼识珠，他对导演苏里说：“我看，那个扮演舟妹的演员不错，是不是考虑让她演刘三姐？”众人都觉得田汉言之有理，也很合导演的心意。于是，黄婉秋就成了饰演刘三姐的最佳人选。

一片走红，名扬天下，但她十分清醒，老老实实地演戏，清清白白地做人

1960年夏天，电影《刘三姐》摄制组来到漓江之畔，顶着酷暑，冒着风雨，开始了紧张繁忙的拍摄工作。

黄婉秋基本功扎实又悟性很高，她认真听导演说戏，虚心向别人学，很快就进入了角色，越来越得心应手，表演起来挥洒自如，声情并茂。

1961年，《刘三姐》公映，海内外随即掀起一股“刘三姐热”。“一片成名天下闻”，黄婉秋如日中天，组织上给予了高度的表扬，“追星族”们成千上万的信件如同雪片一般飞向黄婉秋。这些信发自全国各地。有的来自海外。一位香港观众连续看了99遍电影，寄来99封观感后，并表示还要再看第一百遍。措词热烈的求爱信数量之多，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也不过分。更有甚者，有的痴情郎已将户口迁进桂林，目的是为了和黄婉秋组织家庭。

在掌声和鲜花面前，年轻的黄婉秋表现得十分清醒，她更加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尤其是作为一名女演员更要自重自爱，老老实实演戏，清清白白做人，是其艺术人生的最高追求。

本来，观众还可以看到由黄婉秋主演的根据古典名著《聊斋志异》故事改编的《宦娘曲》。黄婉秋已接到饰演女主角的通知，忽然又传来电影停拍的消息。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在中国大地上发生了。

“文革”使她遭受17年厄运，但在炼狱苦熬中，得到了人间真爱

“文革”刚一开始，歌舞团造反派贴出的第一张大字报，就是指名道姓对黄婉秋的批判。造反派批判电影《刘三姐》“宣扬唱歌可以夺取政权，否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光辉思想”。而黄婉秋本人则是一个“出身有问题、借电影《刘三姐》出了名，拿着50多元高工资的修正主义黑苗子，是典型的‘三名三高’人物”。一些人在其阴暗心理的驱使下，扬言漂亮的女演员肯定生活放荡，洁白无瑕的黄婉秋又被泼上了一身肮脏的污水，成了“政治上反动，生活上堕落”的罪人，险些丢掉了性命。

就在黄婉秋在炼狱里苦熬岁月的时候，爱神之子悄悄地走进了她的情感世界。“黄老师，给你药”，同在歌舞团的小伙子何有才勇敢地来到黄婉秋身边。何有才比黄婉秋小5岁，进团的时间晚，所以一直称她“黄老师”。

何有才是个苦孩子，家庭成分雇农，养父会点儿中医。生母走投无路时，把不懂事的他送给人家活命，时至今日他还为找不到自己的生身父母而苦恼着。何有才为人善良，对黄婉秋的才华、人品和相貌，既爱慕又钦佩。每逢黄婉秋被批斗挨打回来，他便从父亲那里抓几付跌打药，给她疗伤，用宽心话安慰黄婉秋那已近崩溃的身心。

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曾经铺天盖地而来的山盟海誓，都随着政治气候的骤变而无影无踪。俗话说：患难见真情。黄婉秋在认真思考：什么是人间真爱？！

在众多的追求者中，何有才可能不是最优秀的，但比起那些趋炎附势、甜言蜜语、利欲熏心、忘情负义的人来说，何有才却有赤子般纯真的爱情。当耀眼的光环刹那间变成带血的枷锁时，只有心甘情愿和你一起背负十字架的赤子，才是你终身至深至情的最爱啊！

黄婉秋与何有才恋爱的消息刚一传出，立即引起轩然大波，歌舞团院子贴出大字报，讽刺这是“18世纪资产阶级”的畸恋，辱骂男小女大是“不负责任的互相玩弄……”，黑枪暗箭纷至沓来。“革命派”更是气急败坏，把两人叫到一块训斥一通，强令他们必须马上分手，否则将采取“革命措施”。在遭到黄、何的反对后，恼羞成怒的“革命派”把何有才调出歌舞团，到绒帽厂当工人。

患难见真情。黄婉秋、何有才于1972年结成百年之好。“哪个97岁死，奈何桥上等三年”。《刘三姐》的一段唱词，成为忠贞爱情的见证。

婚礼那天，新郎在乡下老家摆了20几桌酒席，四村八乡的乡亲们都拥到男方家看新娘子，何家老屋前的人群比赶大集还热闹。电影上的刘三姐与生活中的黄婉秋太招人喜爱了。憨厚耿直的乡亲们大声喊道：“婉秋，嫁到我们贫下中农家里来，你就放心吧！”有人还学起《刘三姐》里老渔翁的唱词：“猛虎再起伤人意，老汉敲它牙三根！”从此以后，黄婉秋的生活稍微平静了一些。但她仍然不能登台演出，只能在后台干点整理服装的粗活。

“革命派”不给黄婉秋分房子，夫妻俩只能在郊区农村的小屋里栖身。每天晚上，何有才都准时来到剧场接妻子回家。剧场里的“革命派”不准他进大门，他不管风吹雨打，蚊叮虫咬，硬是在门外等候。把黄婉秋送上开往郊区的夜班车之后，他再骑自行车一路猛跑40分钟，到黄婉秋下车的地方再带她穿过田埂回家。如果黄婉秋赶不上末班车，何有才就骑车带她回去。这样的生活一直熬了十个年头。因为直到1982年，黄婉秋才彻底得到平反。

婚后几年，自治区文化厅的一位干部，在桂林至郊县的火车上偶然遇到黄婉秋夫妇。只见黄婉秋一身粗布衣衫，用布兜背着嗷嗷待哺的小女儿；何有才挑着一对箩筐，一头装着家什杂物，一头坐着稍大一点的儿子，宛然一对农家夫妇。这位干部喟然慨叹：“就是董永和七仙女，也不过如此啊！”

转眼到了春暖花开的1978年。一天，黄婉秋正走在大街上，忽然听喇叭里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转播电影剪辑《刘三姐》。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路小跑奔回歌舞团。刚进单位大门，她便被一股激动的情绪包围起来，同事们兴高采烈，欢声笑语震耳欲聋：“《刘三姐》解放啦，解放啦！”

前文说过，黄婉秋直到1982年才算彻底平反，是在《刘三姐》被解放四年之后，黄婉秋才恢复了正常人的生活。九死一生的黄婉秋此时已近不惑之年，一个才貌双全、风华正茂的青年艺术家就这样含冤受屈长达17年之久。

平反之后她改作艺术、文化指导工作，又为精神文明建设四处奔波，在有识之士的支持下，创建了“刘三姐景观园”

80年代中期，时任广西自治区文化厅厅长的著名作家周民震，将黄婉秋夫妇调到自治区歌舞团，任命黄婉秋为该团领导。90年代初，黄婉秋夫妇故土难离回到桂林，黄担任桂林市文化局副局长。作为著名表演艺术家，她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剧协理事、广西文联副主席、桂林市剧协主席。黄婉秋作为一名艺术家官员，从不摆架子，从不贪图享受，不停地为文化事业和精神文明建设四处奔波。

黄婉秋是妇唱夫随，何有才为了爱妻的事业与追求，心甘情愿地甘当配角，做一片绿叶。

黄婉秋对“歌仙”刘三姐一往情深。为了弘扬和传承刘三姐的人文精神，她上下求索。为了全身心地重塑刘三姐新形象，20世纪末，黄婉秋辞去了行政职务，这在当时来说还不多见。

“刘三姐景观园”的建成，是黄婉秋、何有才夫妇及其他有识之士一个大胆的创举，并且取得了不俗的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