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大冬天，史国良去看望恩师周思聪。

刚进家门就瞧见周思聪蹲在水池子边，给大小便失禁的老父亲洗裤子。

那时候，周思聪还在坐月子，因为怀孕时还在干校劳动干活，羊水全流干净了才被送去医院，冒死生下了儿子，只有四斤多重。

丈夫卢沉也被下放劳动，被勒令不得回家。

周思聪一人既要坐好月子，还要操心营养不良的儿子，更要照顾好精神失常、大小便失禁的老父亲。

哪怕到了现在，周思聪也已经去世28年，想到恩师当时的处境，史国良还是忍不住哽咽落泪。

1969年，家里被抄，周思聪和丈夫卢沉全被下放到干校劳动。

那时候，无论是谁，只要有点身份，日子都不好过，更何况当时的周思聪、卢沉都是有头有脸的大画家。

（周思聪、卢沉）

卢沉当时在干校，主要负责为连队拉煤，每天累得整个人几近脱水状态。

他曾回忆，有个学生与他同睡一个炕，那个学生患肺结核，两个肺几乎都穿洞了，还要被逼着去拉煤。

第一天拉完回来，当晚死在卢沉的身边，静悄悄的，只有卢沉知道他死了。

当时周思聪已怀有身孕，相对于丈夫，周思聪的处境要好一些，大家会帮忙照顾周思聪。

但是，一天又一天超负荷的劳动，周思聪肚里的孩子也抗议了，一天下午羊水破了。

当地连个卫生站也没有，打了好几通电话，从人艺借到了车，大家七手八脚地拉着周思聪上医院。

当时，情况很紧急，孩子只有七个多月大，周思聪这一路上折腾，羊水也流干了。

周思聪绞痛了整整三天，孩子才生了下来，只有四斤多重。

卢沉心急想去医院看看，上面不肯批假，说生孩子没什么大不了的，没必要为了这个而耽误了自己接受教育的时间。

等到卢沉见到母子俩，儿子都满一周岁了。

干校这边，也只给了周思聪50天产假，产假一到，就通知周思聪回去劳动。

儿子本就早产，又被迫早早断奶，做妈妈的心如刀割，周思聪恨啊，但又不知道该恨谁。

后来，天亮了，苦难过去，周思聪迎接的是苦难留下的病痛，以及无边无际的贫穷。

1986年前后，周思聪的四尺三裁画，在荣宝斋能卖到百来块，这在当时已经算很高价了。

可那时的她，根本很难画画。

周思聪要照顾孩子，还有个精神失常的老父亲。

父亲大小便失禁，月子期间，周思聪洗完孩子的尿布，就开始洗被老父亲弄脏的裤子。

稍不留神，父亲还会偷跑出去，周思聪还要满大街的找老父亲回家。

这样的生活下，周思聪根本抽不出空作画，可她也无怨无悔。

她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妻子，照顾家里很正常。

作为一个母亲，拉扯孩子长大是普天之下每个母亲的责任，孝敬父母，为父母养老送终也是每个人的义务。

周思聪不仅没时间作画，最逼得她不得不承认的，是她已经画不了了。

周思聪一家原先住在北京光华路附近，五六十平米的地儿，住了六七口人，楼下住着的是国画大师张大千的弟子，画虎神手胡爽庵。

臧伯良曾回忆：

“周思聪带着孩子、屋里乱糟糟的，好像根本下不去脚。

不能想象，周思聪怎么在这间屋子里画画，当时的北京画院还在地安门附近，是个大四合院，也很挤，根本没地方画画。”

后来搬去老中央美院，环境也没好到哪里去，家徒哪里都漏风。

周思聪把家里最暖和的角落让给了老父亲睡，自己刚生完孩子，睡在窗边的那张床。

学生史国良曾回忆起，周思聪坐月子期间，他有一天去拜访老师，看见她睡觉的床褥全结满了冰霜，眼泪流了又流。

平时受寒受冻的，再加上之前下放劳动，月子没坐好，长期以往，周思聪就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

亲眼见到老师的处境，史国良才解了之前萦绕在心头的一个疑问。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受到外来文化的刺激，国内艺术界开始鼓吹“中国画已死”，陷入了低谷期。

恰逢这时，史国良的作品在国外拿了一等奖，他就便想着出国寻找生机。

异国他乡的，史国良很不适应。

于是在国外那段时间，他时不时就给周老师写信，周思聪回信回得很勤，但信总令史国良觉得很奇怪。

回信的字迹总是歪歪扭扭的，有时候糊作一团，而且一回就回两封。

那次回国看望周思聪，史国良才知道，周老师的手指已经完全变形了。

每次给自己回信，她都是用手指使劲夹着笔写的，字难免歪扭。

写完第一封，不太满意，周思聪就再写一封，也就有了两封回信。

手就是画家的赚钱工具，画不了画怎么办？周思聪只能卖以前的作品。

臧伯良经常帮她卖画，每次都是先结1000块，再把画拿去卖。

但卖到后面已经无画可卖了，周思聪想把自己那一批以彝族少女为主的作品卖掉。

那是周思聪的心血，臧伯良怎敢卖，连忙推脱，可这个动作在周思聪眼里，被解读成了“他不想要这批画”。

她很惶恐看着臧伯良手上的一叠1000块，生怕臧伯良把钱收回去，双腿打着闪儿，右手使劲往臧伯良手里塞画，左手急着去够那1000块。

看得臧伯良一个劲抹眼泪，他不忍心打击周思聪，便撒了个谎，说钱先留下，画他过几天再来拿。

之后，每次公开场合一见到臧伯良，周思聪总激动得把他拉到一边，招呼他去家里拿画。

臧伯良老避开不谈，当时的周思聪身体一天比一天差，他开不了要画的口。

最后一次偶遇，周思聪拉住臧伯良的手，一如往常让他去家里拿画。

可当摸到周思聪的手肿得像木头棒，而且冰凉得不像话，臧伯良错愕地问她：“周大姐，你身体怎么这样了？”

这次，说不出话的是周思聪自己……

其实，按周思聪的资质，她不该“混”到这般境地。

她不是什么无名画家，相反她在当时的画坛上耀眼夺目、人尽皆知。

1958年，19岁的周思聪以绝对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央美术学院。

开始在叶浅予、李可染、蒋兆和、刘凌沧、李苦禅等著名艺术家的指导下，学习人物、山水、花鸟的写生和临摹。

第一学期，周思聪的一幅作品《我病了》受到系主任叶浅予的特别表扬。

周思聪有绘画天赋，而且还很用功。

卢沉说过，周思聪曾攒了三个月生活费，就为了买一本李可染的画集。

李可染知道后，还在画集上为她题写“天道酬勤”四个大字。

这说起来，也算是一种师生间的传承，李可染曾经拜师齐白石，齐白石便以这四个字勉励李可染。

在几位名师的指导下，再有自己勤学苦练，周思聪很快有了名气。

她所作的《人民和总理》，把人民怀念逝去周总理的感情表达得淋漓尽致，这幅画在建国30周年美术展上，斩获一等奖。

潘洁滋老先生说，周思聪的艺术作品是国家宝贵财富，将随岁月的推移，益显其不朽的价值！

大师吴冠中评价周思聪：“是个真正的艺术家，她的艺术和人品在中国都是一流的。”

最著名的《矿工图》，被史论界一致认为：

是继蒋兆和《流民图》之后的又一部揭露、声讨侵略者滔天罪恶的二十世纪中国水墨画划时代的作品。

好评、荣誉如浪潮般涌来，别人都是祝贺，只有昔日的恩师李可染提醒她：

“艺术是寂寞之道，要准备经受重重磨难”，送给她五个大字“峰高无坦途”。

像是某种暗示，后来周思聪身患重病，严重时不能入睡、走不了路，更别说握笔，不断住院、转院，维持生命体征。

学生陈爱萍1993年去新加坡讲学，周思聪正好也去新加坡办画展。

她回忆：“在新加坡时，我与周老师又朝夕相处。

这时周老师右脚内外踝都溃烂，全身带紫斑，我们每天去一趟伊莉沙白医院换药。

医生说风湿病久了会出现“坏血症”，皮肤溃烂不愈……”

李可染劳苦费心，给学生找最好的医生，还温语宽慰周思聪：“不要灰心，安心治病。”

安慰她要坚持下去的人，自己先撑不住了，1989年，李可染去世，享年82岁。

不长不短的年纪，却是周思聪可望不可及的。

李可染先生说过，成就一个大艺术家，必须具备四个条件：天才、勤奋、修养、长寿。

他的学生周思聪前三条已达到，唯独最后一条不能圆满。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周思聪用变形的手指，努力捏着画笔，画雨中的荷花，画风雨小屋、画山水小景。

1996年，李可染去世后第七年，有出版社想为李可染出版一本画集，需要一张白描人物肖像。

家人先想到了周思聪，可转而想到她的身体，想法便也作罢，只能托她的丈夫卢沉代劳。

可得知此事，周思聪执意要为恩师作画。

她用中指夹着毛笔，左手控着无力的右手，一笔一划画出心里那个慈祥善良的老人。

一周后，周思聪病逝，年仅57岁。

李可染的家人以为，周思聪走得匆忙，李可染的画像应该只画了一半。

直到家人整理周思聪的遗物，发现了那幅完整的《李可染先生画像》。

这幅作品，周思聪完成得不动声色，如当初学生时代，李老师布置作业，周思聪做作业、交作业一样平常。

而这幅画，是她向老师交的最后一次作业，完成了她才能走，才舍得走……

下面是周思聪作品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