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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庆棠的一生像是一场不断演变的戏剧，舞台的聚光灯照耀过他的辉煌，却也无法掩盖他一生的沉浮。他出身贫寒，从农村的穷孩子成长为“芭蕾王子”，再到跌落为阶下囚，刘庆棠的人生历程犹如在舞台上演绎的悲剧，真实、残酷而充满反差。

1932年他出生在辽宁营口一个农民家庭，家境并不宽裕，却在那样的生活环境中萌生了对艺术的向往。每当村里放映露天电影，或是隔壁村的戏班子来表演，刘庆棠总是第一个跑去看。他坐在土坡上目不转睛地盯着那片小小的舞台，心中的梦想似乎早已定格在那里。

父母看出了他的热爱，虽然家庭条件并不宽裕，仍然咬牙决定支持他的梦想。他们省吃俭用把刘庆棠送进了辽宁省白山艺术学校，希望孩子能通过舞蹈改变命运。在艺术学校里刘庆棠如鱼得水，刻苦训练。他的天赋与努力很快让他在校内崭露头角，成为一名出类拔萃的学生。

1951年刘庆棠随学校参加了柏林第三届世界青年联欢会，他在《扇子舞》中的表现脱颖而出，为中国赢得了金奖。那一年年仅20岁的他刚刚开始职业舞蹈生涯便在世界舞台上打响了名声，这次的成功不仅让他走进了更多观众的视野，也让中央歌舞团注意到他，邀他成为一名职业舞蹈演员。

尽管刘庆棠从此正式踏上了舞蹈的职业道路，但他并不满足于此。几年的舞台历练后他对芭蕾舞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芭蕾的优雅、复杂、富有表现力的动作深深吸引着他，而当时的中国芭蕾正处于起步阶段，人才极为稀缺。

1955年24岁的刘庆棠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不顾领导的劝阻，毅然考入了北京舞蹈学校，开始系统学习芭蕾舞。相比其他从小接触芭蕾的学生，刘庆棠的起点并不高，他的关节并不柔软，身体基础也不如那些年幼的学员。

无数个清晨，天还未亮，他便已经在练功房开始了压腿、下腰的训练。几个月的苦练下来他常常是满身酸痛，汗水湿透衣衫。然而他凭着坚韧的毅力与不服输的精神硬是闯过了芭蕾初学者的艰难阶段，短短三年里芭蕾技艺突飞猛进。

他的努力和才华引起了业内的关注，1959年刘庆棠被公派到苏联深造。这对他来说是一生的机遇。彼时的苏联是芭蕾艺术的发源地之一，师从世界顶级大师，刘庆棠如饥似渴地吸收着芭蕾艺术的精髓。他在异国他乡不断打磨自己的技艺，将芭蕾的优雅和力量融入自己的风格之中。

1960年学成归来的他加入了中国首个专业芭蕾舞团——实验芭蕾舞团，此时的刘庆棠已经蜕变为一名成熟的芭蕾舞演员，与同样年轻的舞蹈家白淑湘合作主演《天鹅湖》等作品。经过全国巡演，《天鹅湖》引起了观众的热烈反响。凭借在舞台上的表现，他被苏联芭蕾专家称赞为“第一个中国王子”。

1964年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横空出世，作为一部具备鲜明时代特色的革命芭蕾作品，《红色娘子军》迅速风靡全国，成为中国芭蕾艺术的标志之一。刘庆棠受邀在剧中饰演“洪常青”，这个形象正直、英勇，具有强烈的革命精神。

为了诠释这一角色，他深入部队生活，体验军人的日常，并在舞台上倾注了全部精力，最终刘庆棠将洪常青的英勇无畏展现得淋漓尽致。这一角色成为他的代表作，也让他彻底成为家喻户晓的艺术家。刘庆棠的事业自此达到巅峰，但与此同时他的生活轨迹也逐渐偏离了原来的方向。

他偏离自己投身于艺术的初心，特殊时期将自己的舞台成就转化为资本，频繁参加各类活动，随着职务的提升，刘庆棠手中逐渐拥有了不小的权力，他也因滥用权力而使一些同志的工作受到影响。

1976年特殊时期结束，刘庆棠被隔离审查，昔日的行为被逐一揭发。最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他进行公审，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他的名誉、事业和荣光都化作一缕轻烟消散在历史的尘埃中。

刑期开始后不久，刘庆棠的妻子徐杰决然与他离婚，带着三个孩子离开了他。徐杰在与刘庆棠共同生活的岁月中早已心力交瘁，待他入狱便毫不犹豫地选择结束这段婚姻，独自抚养孩子，在母亲的悉心教育下刘庆棠的三个子女逐渐成长为坚强自立的成年人。

他们没有因父亲的错误而自卑，而是努力学习，自食其力。大女儿刘英继承了家族的艺术天赋，成为舞蹈演员后定居国外，二女儿刘红则在北京经营广告公司，小儿子刘忠则投身于互联网行业。

1986年刘庆棠因病获准保外就医，回到了家乡，带着失意与孤独开始了病痛缠身的晚年生活。一次校友聚会中他与旧识沙音重逢，沙音对他关怀备至，陪伴他度过了多年病痛时光。刘庆棠未能坚守对沙音的承诺，转而追求另一位女性孔力。

1995年刑满释放后，刘庆棠与孔力结婚，苦等了他八年的沙音终究等来的是无情的抛弃。晚年时期刘庆棠试图通过办学来重拾舞蹈事业，他在北京创办了艺术学校，试图在教学领域继续为芭蕾事业做贡献。

但内心的伤痕是无法消除的，那些逝去的光辉无法再回到他的身上，更多的只有悔恨与痛苦。2010年5月2日刘庆棠在北京去世，终年7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