窖

宋晓俐

上周末，受国际友人爱华之邀去他顺义的府邸做客，加上堵车，路上开了近两个小时，一伙人没等到地儿就开始纷纷喊累，众人不明就理，国际友人为什么会住在一个这么遥远的地方。

爱华租来的小院在顺义一个很小的村子里，村子应该是当地政府统一规划过，房子样式都大差不差，唯独爱华住的这套，高门大户，有些鹤立鸡群。

爱华是个法国人。

2001年，国际友人爱华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凭着对中国土地的一腔热爱，娶了个云南姑娘作太太，真正地做到了扎根中国。记得我刚认识他的那阵，正是他的中国话最蹩脚的时候，有一天，他突然抬起天空一样蓝的眼睛问我：宋，你属于哪种动物?

我被他问得有点懵，一时不知道如何回答。

他看我没懂，急赤白脸地进一步解释：在中国，每个人都会属于一种动物，我属于马，你呢？你属于什么？

这时我恍然大悟，他是在问我属相。

于是，我犯坏故意逗他说，我属驴。正好小时候我脾气倔，我妈常这么说我。

见我这么说，其他几个货也不甘示弱，纷纷开始天马行空，有人说自己属壁虎，也有人说自己属蜈蚣，还有一个干脆说自己属凤凰。

爱华认真地听我们说着自己属于的动物，手忙脚乱地在本子上写写画画，遇到不会写的汉字就先写法语，法语写不出来的，就让我们帮他先把图画出来。

后来几年，爱华用我们无法想象的速度学会了汉字汉语和许许多多我们都不熟悉的中国文化，再后来，和他在一起聊天时，我们总是会恍惚，不看脸光听声儿，这货就是个中国人。

这些年来，他时不时地就会让我们刮目相看一回。

比如突然有一天，他学会了中国传统的乐器——唢呐，并且鼓着腮帮子流畅地吹出了一条大河波浪宽；又比如，他从云南太太的老家淘回来一个织布机，然后亲手织出了布，又用那些布裁剪出来一身儿衣裳。

这回约我们来，大家在路上就开始猜测这次他的“惊人之举”又是什么。

国际友人卖了个关子，直等我们吃吃喝喝地混了小半天之后，才突然神秘兮兮地宣布，他要带大家去参观一个地方。

房子有个后门，打开后门，穿过一条细长逼仄的巷子，灯光逐渐幽暗下来，脚下出现十来级很陡的台阶，踩着台阶下到底是个地下室，再抬头时，已经距离地面差不多有十米，这时，一扇很厚实的铁门呈现在眼前。

铁门比正常的入户门要小一些，颜色旧得有些似是而非，门锁也是颇有年代感的插销式，一把巨大的老式“铁将军”锁在上面。爱华举着钥匙打开铁锁，老式门吱吱呀呀地被推开。

昏黄的灯光里，四个大约半人高、体型粗壮的木桶躺在侧方墙边，房间正中央是四个精致的木架子，架上整齐地码放着各式各样的酒，空气里幽幽地弥漫着酒香。在房间的四周，恒温恒湿机传出低沉的轰响。

直到这会儿，大家才回过神来，惊呼道：这是个酒窖！

“哈哈，没错，这是我自己建的酒窖！”爱华得意洋洋。

接下来，他给我们讲了他如何选择酒窖地址，设计图纸几易其稿，如何辗转多地比对购买设备，最后工程终于得已实施……

这中间，他数次在北京和波尔多两个城市之间往返，带回了最新的酒窖搭建技术和许多瓶法国继父酒窖里价格不菲的葡萄酒。

爱华说，有一年冬天，他跟着几个朋友来这个村子里玩儿，无意中发现了村里几乎每幢房子都有这样一个特殊的“储物间”，这些“储物间”都建在地下十几米甚至更深的地方，村民们在“储物间”里存放了大量的蔬菜水果，神奇的是，这些食物在经历过整整一个漫长的冬天之后，依旧宛如刚刚收获般新鲜。

“于是，我研究了土质的湿度和温度，动了建一个酒窖的念头。”作为行动派，爱华当机立断，除去疫情的三年，满打满算用了一年，酒窖就正式投入使用了。

“后来我才知道，这种特殊的“储物间”叫作窖，在北方很普遍，基本的样式和结构就和酒窖大致相同。”爱华说。

一伙人夸张地赞美着酒窖的高大上，其实人均八百个心眼子都在惦记酒架子上那漂洋过海来到中国的葡萄酒。

我听着爱华对酒窖的介绍，有些走神。酒窖的构建原理我不懂，但是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北方人，窖对于我来说是不陌生的。爱华说得不全对，窖在北方确实常见，但是“窖”和“窖”是不一样的。

在我的家乡晋北，多数的窖被称为“山药窖”或者“菜窖”，也有叫“地窖”的。

“山药”是晋北大同朔州一带对土豆的称呼。土豆是晋北人整个冬天最普遍的吃食，为土豆专门设置一个存放空间，合情又合理。

晋北全年的平均气温低于北京，因此，窖也就不用打那么深。在我记忆中，家家户户都有一个窖，位置多半都会掏在自家的院子里，这样最大的好处是存取食物方便。之所以用“掏”这个词，实际上已经说明了窖的形成原理。

有一年，父亲调动工作，我们举家搬到了一个叫平鲁的小县城，县城虽然不大，但是却因为有煤而闻名遐迩，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著名的国家重点项目平朔露天煤矿就建在这里，“平”指平鲁，“朔”就是朔州了。

刚到平鲁时，我们住进了父亲工作的家属大院，一切安顿停当之后，却发现没有存放土豆的窖。那个年代，家里没有窖实际上等同于如今过日子没有冰箱。于是，父亲请来了一位名叫“二帮”的大爷帮忙掏窖，二帮老汉在父亲单位看门房，据说，他掏窖的技术是远近闻名的。

具体掏窖的细节我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那天晚上父亲为了感谢二帮大爷，让母亲做了一大桌饭菜。席间，父亲不断地劝酒，二帮大爷笑着推托，但是我发现，他嘴上念叨着不能再喝，但是双手却诚实地接过了酒杯，就这样，二帮大爷喝大了。

第二天早上，我和姐姐弟弟兴冲冲地跑去看我家的新窖，发现新窖竟然塌了，窖口堵满了黄土，一副破败模样。新窖塌陷的原因主要还是选址的问题，二帮大爷精挑细选的窖址，土质疏松，其实不适合掏窖。

父母看完之后面面相觑，无奈只能另想其他办法。

巧的是，远在离县城五六公里之外，有个叫林场的地方，林场住着我家一位大叔，是父亲本家的兄弟，大叔知道了父母的难处，及时出手相助，在林场找了一个空着的窖，虽然离家远，但是却解了父母的燃眉之急。

有了窖，土豆终于有了存放的地方。

定期从窖里取回土豆的任务就落在了我们姐弟几个的身上。

不得不说，每周末去取土豆是我们姐弟几个最快乐幸福的时光。因为路程远，我们常常会大模大样地骑着自行车出门，毕竟平时骑车出去野是不被父亲允许的。出了门，就有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自由，出门的时间父母可控，但是返回的时间那就由不得他们了。

两辆自行车，我们姐弟三人，一路上欢声笑语，走走停停，看见什么都能兴奋地停下来说笑一番，比现在的孩子们跟着大人出去旅行快活多了。

玩儿美了，正事当然也不能忘。

找到我家的窖，开始干活。

这时候就能看出，我家的窖和爱华所了解的窖是有很多不同的。

我家的窖在当地是最为典型的。

从切面看窖的形状像只长筒袜子，顺着细长的袜筒向下，底部可以向着不同的方向变深变大。窖口比较小，多数只能容得下一个成年人直上直下，下到底部之后，需要弓着身体进行操作。

一般人家会在窖口覆盖几个厚厚的草帘，下雨下雪阻挡寒气，同时又能保证窖下的空气新鲜。母亲心细，在草帘的下面又给窖口做了个小棉被，这样，保鲜保暖的功能又增加了一倍。

虽然窖口是按成年人的身量打造的，但是下窖的活儿多数人都会交给家里的孩子，在小孩子的腰上系个绳把孩子顺到窖底，土豆蔬菜装满筐，筐先被吊上来，孩子再上。

其实许多经典的文学作品中都对窖有过提及。比如《白鹿原》里，当时已经怀有身孕的共产党员白灵曾被房东太太藏在窖里等待转移，最后被鹿兆海从窖里接走。又比如《第九个寡妇》里，王葡萄把公爹藏匿红薯窖中20多年，直到改革开放后，才走出地窖。

我家的窖当然没有爱华家酒窖的十米大台阶，要想下到窖底，需要的不单单是技术，更需要胆量。

二姐胆子小，弟弟年纪小，下窖这种事，只能是我。

我会先坐在窖口，两条腿从窖口伸下去，细长的窖壁两侧有掏窖人留下的专门用来攀爬的小坑，等双脚踩实后，双臂开始受力撑住窖壁，接下来又轮到双脚继续向下，如此反复几回，差不多就能到底。

下窖上窖的活儿是个熟练工种，次数多了自然就熟练了。当然，也不排除有马失前蹄的时候，不一定什么时候踩空直接从窖口掉下去的情况也是有的，只是那时候小，加上窖底要不是土豆，要不是萝卜，一个屁蹲儿下去，也不会摔坏。

我下去之后，二姐会用绳子把一个竹条编成的筐顺下来，等我把土豆装满筐的时候，她和弟弟负责把筐吊上去，然后把土豆再装进蛇皮袋。整个过程中，手不闲着，嘴更不闲着，即便我在窖底他们在地面，我们也还是会聊个没完，常常因为一点小事笑得直不起腰来。

土豆装满袋子，我再原路爬上来。我一露头，姐姐弟弟马上就会迎上来，手忙脚乱地在我身上一顿拍打，掸掉在窖底粘上的灰。土豆袋子装车，我们仨原路打道回府。

这时候，两辆自行车的分工就各不相同了，其中一辆驮土豆，另外一辆驮弟弟。又是一路欢歌，父母交办的任务圆满完成。

后来终因这口窖离家太远，父亲还是请人在自家的院子里重新掏了一口窖，新窖座落在院子的一角，窖壁两侧供人上下的小坑葺了砖，窖底分了区，一边是土豆，还有一边放存下来的水果和日常的蔬菜。窖底平整且宽展，我甚至可以直起腰来。

每到秋天，窖底会被滚圆的土豆装满，看着就让人心生喜悦。后来，我们几个陆续离家外出求学，工作，老房子也在不久之后由政府统一规划拆迁，父母搬离，曾经的家也成了一片陌生的土地。后来，我常常会想起那几间小小的平房，想起门口的那孔窖，甚至会想，拆迁的时候，工人们是否花了很大的力气才填将窖填起？

我试图告诉爱华，他改造的窖只是北方的一种，还有许多窖他其实没有见过。那些窖朴素低调，不会下沉在地下几十米，也不会装恒温恒湿机，老百姓更不会用它来放酒桶，置酒架，码酒瓶。

作者简介

宋晓俐，媒体人，现就职于人民法院报网络部。著有长篇小说《北京遥望香巴拉》《白拉姆客栈》《49日》，中短篇小说、散文近百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