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邓文迪，人们最常聊到的少不了这是一个顶级捞女，这是一个凭着爬男人们的床而上位的女人。
如果是在很多年前，我也会就此浅薄的解读她。但是今天，当我越来越了解人性，知道人是立体的多面的，我已学会暂停对所有人的粗暴评价。
要想充分了解一个人，恐怕还得往回看，看一看这个人从哪里出发，以前都经历过什么。
1968年12月，嫁入豪门之前的邓文迪，出生在山东济南，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
邓父是东莞人，邓母是济南人，邓文迪上面还有两个姐姐，父母非常希望第三胎是个男孩，但邓文迪还是个女孩，所以给了取了一个偏男性化的名字：邓文革。
直到邓文迪读大学，才改了名。
邓文迪还有一个弟弟，那是父母最喜爱的小儿子。
他们一家后来搬到了徐州，邓文迪就是在这个城市里长大的。
虽然在日后，邓文迪多次向外界媒体提及她幼时的贫穷，说她很少吃肉，家里没冰箱和电视，但其实她的家境在当时也谈不上太差。
不要用现在的社会环境去衡量70年代的中国。那时，家里没有冰箱和电视，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邓文迪的父母都是高级工程师，父亲还曾任徐州机械厂厂长。他们一家在徐州的旧居也曝光了，一家六口挤在五十多平米的小房子里，的确是蜗居，但那个年代的普通老百姓，尤其是城市里的老百姓，基本都是这样生活的，更何况她的父母把其中三个孩子都供上了大学。
这已经是非常重视教育的家庭，才会换来的结果了。
所以，我认为资源匮乏，并非是邓文迪性格中的“好胜心“和“控制欲”的主要来源。她身上一直有种想要向别人证明自己的用力感，我想那和原生家庭的氛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尽管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又从农村到了城市，想法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但重男轻女的观念根深蒂固，对女性的刻板印象也根深蒂固，他们觉得女孩的脑子不如男孩聪明，以至于父母对女儿的管教，总是比爱更多。
也许，父母并不认为这是歧视、是偏心，但对于年幼的女孩子来说，她感受到的就是不平等。
否则，不知该如何解释父母让女儿除了要会做家务带弟弟，要功课拿第一以外，每天还要背《唐诗三百首》，背不出来就不准吃饭，可儿子却可以“幸免于难”。
这应该是邓文迪始终耿耿于怀的地方。
当她后来自己做了妈妈，也被称为虎妈时，她向记者谈起父母对她的高要求，考90分都会被骂，因为爸爸的要求是第一名，爸爸还要求她提前在寒暑假学完下学期的教科书，这是中国人所谓“笨鸟先飞”的标准做法。
就算邓文迪已非常努力勤奋了，但父母依然不看好她，说一个孩子“笨”，不知该叫“客观评价”还是叫“信心打压”，总之，孩子长期生活在这样的氛围中，要么变得越发气馁和自卑，要么变得更叛逆和自强。
邓文迪选择了后者。
生育以后的邓文迪说希望自己给孩子的是tough love，严格的爱。如果孩子们考了90分，她一定不会说“你怎么这么笨？”。
由此可见，父母对邓文迪在童年时期的管教方式，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记，她一边逃不开，一边又在拼命抗争。这种逃不开又拼命抗争的人物特性，不是今天的邓文迪才显现出来的，她从小到大都表现得十分坚强。
姐姐说邓文迪是姐弟几个当中最泼辣的，不服输不妥协，浑身的男儿气概。
父亲在邓文迪15岁读高二时，被调回广州面条厂工作，全家人因此都跟着到了广州，唯独邓文迪被“留”了下来，并且日子过得很艰苦，年纪轻轻就要学会独立生活了。
很多传记作者把此段经历，视作邓文迪是这个家庭当中，最不受疼爱的孩子的证据，我认为并不够客观。
没有把邓文迪一并带走，也没有留下大人照顾她，主要是因为在1983年的中国，这样做是有相当难度的。一是邓文迪正在读高二，还在徐州一所重点高中读书，马上就要高考了，不好办转学手续；二是邓文迪的大姐在父亲手下当技术员，已经成家，二姐考上了大学还在读书，弟弟年幼，还需要母亲的照顾，父亲是国企员工，对人事调动并没有太多话语权；三是邓文迪表现得也很懂事，让父母相信她已有独立生活的能力。
当然，父母再有难处，也不能否认邓文迪那段时间过得清苦而孤独。没有依靠的少女，变得更要强了。
除了家庭氛围，邓文迪的争强好胜，和她长期练排球，也有一定关系。
每天早上5点半就要起床，出门训练，练到早上7点。下午放学以后，还要接受密集训练，邓文迪很快就成为前排扣杀进攻的主力得分手。
后来，因为学业不易兼顾，身边所有人都在劝她放弃排球，把精力都集中在学习上。但邓文迪很想向人证明，她可以做到鱼与熊掌兼得，所以她坚持不放弃，读书更加用功，把落后的成绩又再一次提高到班级上游水平，最终顺利的考入广州医学院。
考医学院，并不是邓文迪的主动选择，她曾说过当初她选择学医，是因为两个姐姐都当了工程师，她不愿意复制这种模式，邓父不可能给她更多选择，所以只能选医学院了。
在那个年代，人们心中最理想的职业就是工程师和医生，前者代表工厂中的精英分子技术骨干，后者可以凭借所能照顾家人。
但长期的独立生活，让邓文迪变得更有主见，对生活也有了更明确的规划。所以，短暂的听从父母安排并不能困住她，当大学同学在畅谈理想时说，想拥有自己的房子，渴望在本地企业谋一个职位时，邓文迪却说：“我要去美国。”
那一年是1985年，在所有人眼中，“这个想法大概超前了10年”，别人都觉得她疯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邓文迪的梦想是去美国，或许是广州比徐州繁华得多，由此打开了她欲望与野心的大门，不管是什么原因吧，但我确实佩服她的超强执行力，和果决凛冽。
目标明确清晰，魄力勇气兼具，光是这两个特质，已经可以把周围的人远远甩在身后。
在父母不赞成的情况下，在英文基础很差的情况下，邓文迪扛住了压力，并竭尽所能的扫清语言障碍。
接下来是学校问题、学费问题，都是邓文迪要先想办法才能实现的。
当她豪言壮语的对邓父说：“出国的学费我会自己挣的，不会用您和妈妈的一分钱”，邓文迪已经想到了办法，那就是她的英文辅导老师，也是她后来的第一任丈夫切利，愿意成为她在美国求学的赞助人。
1988年，邓文迪在广州医学院还没毕业，她已经获得了美国加州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当她意识到自己可以去美国时，她果断退学，同学们都不理解这个冒险的举动，难道当一个护士或医生不好吗？会很稳定啊，为什么要这样草率的去一个陌生国家呢？
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认知差距。
太多中国女孩的两大魔咒：1、父母不让2、自己不敢，在邓文迪身上是面对父母不让，她敢。她用浑身孤胆向父母证明，他们错了。
我无法准确窥探到邓文迪的内心世界，但她确实成功了。
当她去了美国，和她父亲通话告知她在美国的情况时，父亲非常满意，还去拜访了邓文迪曾经的老师，特意自豪地提到了邓文迪在美国的充实生活。
老师说，那天，邓父很高兴，满脸都是笑容。
邓文迪的进取，通通得到了正反馈，她的父母为她骄傲，这也是她坚信自己的方向是正确的基底。
包括后来邓文迪嫁给默多克不久，她就在很短的时间内，把父母安排移民，给他们超级豪华的生活，住豪宅买奢侈品，用一种近乎炫耀的方式来孝敬父母。根据西方媒体报道，邓文迪的父母一直住在纽约，他们根本搞不懂美国政府为什么会接受两个70岁、连英语都不怎么会说的老人。
因为邓文迪喜欢纽约，她希望父母能够陪着自己享受现在的上流生活，所以，以邓文迪的身份，要安排直系亲属到美国来定居，那是她分分钟能办到的事情。
我发现哪怕邓文迪活得再进取再野心勃勃，她依然没有完全走出原生家庭带给她的影响，她还是在向外证明价值，还是在向内寻求弥补。这恐怕是很多缺爱的小孩难以摆脱的宿命。
我谈邓文迪的原生家庭，并不是想说她的今天完全来自于原生家庭的影响，毕竟同父同母的两个姐姐，都和她的要强不一样，也并非所有出身重男轻女、贫寒之家的女性，都长成了和邓文迪一样的性格。
这就是我在这个层面，更喜欢也更接受阿德勒个体心理学的原因。
性格、认知、爱好、经历会综合作用一个人的行为，而并非完全受原生家庭的影响。
说白了，就是龙生九子子子不同。